人生旅途
一
12
5月
2008
面对危机与灾难：揭秘911后的美国(图)
911恐怖袭击(资料图片)
当美航11次班机8∶46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时，白宫内或与总统一起旅行的人中没有一个知道它已经被劫持了。我们没有发现8∶46以前这次劫机事件曾报告给华盛顿任何机构的证据。
大多数联邦机构是从CNN得知纽约的这次撞击事件的，包括联邦航空局局长简·格拉韦(Jane Garvey)和她的代理副局长蒙特·贝尔杰。在他们从电视上知道一架飞机坠毁之前，
没有被告知一次被证实的劫机事件。如同我们在这一章前面的部分所解释的那样，这一机构的其他职员知道这件事。
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内部，作战副主任和他的助手开始向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通报这一事件。大约9∶00，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高级执行长官联系联邦航空局指挥中心，获取信息。尽管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收到了美航11次班机的劫机事件的通告，但却没有讨论战斗机紧急起飞的问题。
在佛罗里达州萨拉塔索，总统的车队正抵达埃玛·E·布克(Emma E Booker)小学，布什总统要在这里给一个班朗读并讨论教育问题。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告诉我们当总统的首席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首次告诉他们一架小型双引擎飞机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时，他正站在总统身边。总统的反应是认为这次事故一定是由飞行员的失误造成的。
8∶55，进入教室之前，总统与正在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通话。她回忆起首先说的是一架双引擎飞机——然后说是一架商用飞机——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并补充说：“这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总统先生。”
在白宫，当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刚刚坐下开会时，他的助理让他打开电视，因为一架飞机撞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北塔楼。副总统正在琢磨“一架飞机怎么能撞上世界贸易中心”时，他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塔楼。
在白宫的其他地方，一系列9点会议正要开始。由于缺乏这次撞击不同于一次事故的信息，这些白宫官员一边关注着新闻，一边按正常日程展开工作。
政府机构获知消息
当他们得知第二架飞机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时，几乎所有的白宫人员都告诉我们，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次事故。美国特工处在白宫周围启动了一项安全加强措施。发布这些命令的官员并不知道还有另外被劫持的飞机或一架这样的飞机正在飞向华盛顿的途中。这些是因为纽约被袭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联邦航空局和白宫间的远程电话会议
联邦航空局、白宫和国防部各自于9∶30前启动了多机构远程电话会议。因为如果没有——至少在10∶00以前——这样一个联络联邦航空局和国防部两个部门中的负责官员的远程电话会议，就不能有目的地联合军方和联邦航空局对劫机事件做出反应。
大约9∶00，联邦航空局的安全人员与包括国防部在内的几个机构建立起一个劫机事件远程电话会议。参与会议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的官员告诉我们因为信息非常零散，所以只是定时接听电话。负责电话会议的联邦航空局主管还回忆到军方在五角大楼被撞之前只是暂时地参加一下。两人都认为在协作应对9·11攻击上这些电话会议没有起到作用。代理副局长贝尔杰事后得知那天早上军方并没有参加电话会议，感到非常灰心。
在白宫，一直参与反恐怖主义的总统特别助理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在白宫时局值班室管理这个电视电话会议。日志显示这个会议于9∶25开始，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司法部和国防部等部门以及联邦航空局和白宫隐蔽所。联邦航空局和中央情报局9∶40加入会议。大约9∶40，白宫电视电话会议讨论的第一话题是总统、白宫和联邦机构的具体安全问题。随后大家立即被告知一架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我们没有发现有关证据表明电视电话会议的参与者们预先得到任何关于美航77次班机被劫持而且正向华盛顿飞来的信息。实际上令我们不解的是当9∶37五角大楼被撞时，这个电视电话会议已经全面开始了。
格拉韦、贝尔杰和其他来自联邦航空局总部的高级官员在不同的时间参与了这个电视电话会议。我们不知道国防部谁参加了，但我们知道在最初的一个小时内没有一个人来处理这场危机。至少在最开始的一个小时内，没有一条在白宫电视电话会议上传达的信息传给全国军事指挥中心。一个证人回忆说：“似乎是有几个平行的决策程序在进行：一个是由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组织的……还有一个是这个(白宫电视电话会议)……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正在争夺指挥、控制和决策的地点。”
10∶03，这个会议收到更多失踪飞机的报告，“高空中2架可能是3架”，并得知华盛顿上空有空中战斗巡逻。会议上展开了关于作战规则的讨论。克拉克报告说他们正向总统请求授权击落飞机。这一授权的批准于10∶05传来，但这一命令在总统与五角大楼更多的直接联系中已经被传达了。
五角大楼远程电话会议
在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内部，负责管理的副部长立刻想到第二次攻击是恐怖分子袭击。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在类似紧急事件中的任务是要召集相关部门，建立国家司令部——总统和国防部长——与那些命令执行人员之间的指挥链条。
9月11日早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正在五角大楼与一些国会成员吃早餐。然后他回到办公室开始他的每日情报简报。在简报期间部长被告知纽约的第二次袭击事件；他继续这一简报，同时等待更多信息。五角大楼被袭击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前去停车场协助救援行动。
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内部，负责管理的副主任召集了一个全面的“重大事件”会议。9∶
26这个会议从一个简要概述开始：两架飞机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一架被确定是被劫持的美航11次班机，奥蒂斯战斗机已经紧急起飞。会议要求联邦航空局提供资料更新，但因联邦航空局没能参加这一通话，线路没有回应。1分钟后，这位主任说刚刚确认美航11次班机仍在空中，正向华盛顿特区飞来。他指示将会议变为一个空中威胁电话会议。北美防空司令部确认美航11次班机正在空中向华盛顿飞来，开始发布这条来自联邦航空局的错误信息。大约9∶34，这次会议结束。
9∶37，这个空中威胁电话会议继续召开，持续了8个多小时。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和国家安全顾问代理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在不同时间参加了这个远程电话会议，还有来自白宫地下避难所的军事人员和空军一号的总统军事副官。
包括联邦航空局在内的接线员们紧张地工作着，但他们遇到了设备问题并且难以查到安全的电话号码。北美防空司令部于10∶03前在这个远程电话会议中三次要求确认联邦航空局已经出席了会议。最终于10∶17接通电话的联邦航空局代表并不熟悉或不负责劫机事件，无法接近决策者而且没有为联邦航空局的高级官员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证明在这一危机时刻，佛罗里达或夏延山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最高司令官联合其联邦航空局总部的搭档以交流信息，并组织一个共同的反应行动。低级官员临时准备起来——比如，联邦航空局波士顿中心在第一次劫机事件后绕过指挥链直接联系东北防空部。但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却依赖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的空中威胁会议，在会议的前48分钟内联邦航空局并没有参加。
9∶39，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负责管理的副主任，一位军官，公开了从刚被袭击的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他开始说：“一次针对北美的空中袭击可能正在进行。北美防空司令部，什么情况？”北美防空司令部说他们收到互相矛盾的报告。它的最后一条信息是“一架可能被劫持的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正在到华盛顿特区的路上”。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报告了五角大楼旁边一座购物商场被撞击事件并要求国防部参加这个会议。
9∶44，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会议上简要介绍了三角洲航班1989次可能被劫持了。两分钟后，参谋处报告他们还在试着联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迈尔斯(Myers)。副主席于10∶00前不久加入会议；国防部长10∶30前不久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正在国外。
9∶48，来自白宫隐蔽所的代表询问是否有另一架被劫持飞机的迹象。副主任提到三角洲航班并推断说“这应该是第四架可能被劫持的飞机”。9∶49，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官指示所有战斗机进入战斗状态，全副武装。
9∶59，一位在白宫军事办公室工作的空军中校参加了会议，他说刚与副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交谈过。白宫要求(1)执行一贯的政府策略，(2)战斗机护卫空军一号，(3)华盛顿特区上空的战斗机空中战斗巡逻。
到10∶03，当美联航93次班机在宾夕法尼亚坠毁时，会议没有提到它被劫持，联邦航空局也还未能参加到这次远程电话会议中来。
总统和副总统
当9∶05安德鲁·卡德低声对总统说“第二架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的另一塔楼，美国正在遭受攻击”时，总统正坐在一间教室里。总统告诉我们他的本能是要保持镇静，而不是让全国人们在危机时刻的一瞬间看到他激动的反应。媒体站在那些儿童身后；他看到他们的电话和寻呼机开始震动。总统觉得在更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前，他应该表现出他的力量和镇静。
总统在随后的5到7分钟内留在教室里，同时那些儿童们继续朗读。然后他于9∶15前不久回到了一间储藏室，在那儿接受工作人员的简要报告并看到了电视信号。随后他与副总统切尼、赖斯博士、纽约州长乔治·帕塔奇(George Pataki)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通话。他决定在离开学校去机场前发表一个简短声明。美国特工处告诉我们他们非常希望将总统转移至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并不认为有必要跑到户外。
在9∶15至9∶30之间，在总统与他的首席顾问商议演讲辞的同时，工作人员正忙碌地安排返回华盛顿。这一段时间内，这个团队中没有一个人收到关于另一架飞机被劫持或失踪的信息。工作人员与白宫时局值班室保持着联系，但据我们所能做出的结论，总统身边没有一个人联络五角大楼。工作重点集中在总统的全国声明上。这一时间内唯一做出的决定就是返回华盛顿。
总统的车队9∶35离开，在9∶42到9∶45间到达机场。途中总统得知五角大楼被攻击。他登上飞机，要求美国特工处保护他家人的安全并打电话给副总统。根据这次电话的记录，大约9∶45时总统对副总统说：“听上去好象我们遇到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我知道了五角大楼的事。我们正处于战争中……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大约在这一时间，卡德、美国特工处领导人、总统的军事副官和飞行员协商空军一号的目的地。美国特工处特工强烈地感到华盛顿的形势对总统返回那儿是非常不稳定的，卡德同意这个观点。总统强烈要求返回华盛顿，不同意去别的地方。在空军一号将要起飞时、总统与副总统还在协商，对这一问题还未做出决定。副总统回忆他力劝总统不要返回华盛顿。空军一号在没有任何固定目的地的情况下于大约9∶54启程了。目标是升空——尽可能地飞高、飞快——然后再决定去哪儿。
9∶33，里根国际机场的控制塔管理员接通美国特工处的热线，告诉特工处管理中心“一架飞机朝你方飞去，并未没有与我们联络”。这是美国特工处收到的第一个关于白宫受到直接威胁的特别报告。这一时间内没有采取行动转移副总统。接到电话的官员解释说：“当控制台通知一架飞机转向南方朝里根国际机场飞来时，(我)准备按下警报按钮。”
9∶34，远离白宫的美航77次班机开始转向南方。在转向西并开始盘旋往回飞之前，它大约向南飞行了1分钟。就在9∶36前，这一消息促使美国特工处立即命令转移副总统。特工人员们推着他离开椅子，告诉他必须到掩体去。副总统于9∶37进入通向避难所的地下隧道。
副总统切尼和特工在隧道中一个有安全电话、一条长椅和电视的区域停下来。副总统要求与总统通话，但电话接通需要时间。他在隧道内得知五角大楼被撞，并通过电视信号看到从那座建筑物上升起的浓烟。
美国特工处记录了切尼夫人于9∶52到达白宫，她在隧道里与丈夫会合。根据同时期的记录，9∶55副总统正在与总统通电话，通告3架飞机失踪，1架撞击了五角大楼。我们相信就是在这个电话中副总统力劝总统不要返回华盛顿。这个电话结束后，切尼夫人和副总统离开隧道，来到白宫隐蔽所的会议室。
美联航93次班机和击落命令
9月11日早晨，总统和副总统通过一系列电话而不是一条开放的通讯线路保持联系的。总统告诉我们他对那天早晨简陋的通讯条件感到十分灰心。他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联络到关键官员，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通向白宫隐蔽所会议室——还有副总统——的线路一直是切断的。
副总统记得就在进入隐蔽所会议室后打电话给总统。关于副总统何时到达避难所会议室的证据十分矛盾。我们根据现有证据推断副总统在10∶00前不久到达会议室，可能是在9∶58。副总统回忆在他到达后被告知空军正试图在华盛顿上空建立空中战斗巡逻。
副总统开始打电话给总统讨论空中战斗巡逻的执行规则。他回忆说他感到除非飞行员收到在飞机拒绝转向时他们能否授权开火的命令，否则实施空中战斗巡逻也没有什么用处。他说总统制止了这一想法。总统说他记得有这么一次通话，而且那次通话让他想起他做战斗机飞行员的日子。总统向我们强调说他授权击落被劫持的飞机。
副总统的军事副官告诉我们，他相信副总统就在进入会议室后与总统通话，但他没有听清他们说什么。在副总统进入后不久来到会议室的赖斯坐到副总统身旁，她记得他通知总统：“先生，空中战斗巡逻已经开始。先生，他们想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然后她回忆听到他说：“是的，先生。”她认为这次通话在他们进入会议室后持续了几分钟，可能是5分钟。
我们认为这次通话发生于10∶00至10∶15之前的某个时刻。在反映那天早晨其他重要事件的资料来源中，没有关于这次通话的文件记录，但相关的资料来源并不完整。附近的记录人员，如副总统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Scooter Libby)和切尼夫人，没有记录下副总统进入会议室后总统与副总统之间一次立即的通话。
10∶02，避难所的发报机开始接受来自10∶03∶11的报告，一架归航的飞机——假定被劫持了——正朝华盛顿飞来。这架飞机是美联航93次班机。美国特工处直接从联邦航空局得到这个消息。联邦航空局可能在显示器上一直跟踪美联航93次班机的飞行，它显示的是飞机计划飞往华盛顿的路线，而不是实际的雷达反射。因此美国特工处采信了这些图像，并不知道飞机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坠毁了。
10∶10至10∶15之间的某一时刻，一位军事副官告诉副总统和其他人这架飞机在80英里外。副总统切尼被授权处理这架飞机。据斯科特·利比所描述的他的反应是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在它决定转向时击毁它”。副总统授权战斗机与这架飞机交战。他告诉我们他的授权是建立在先前与总统对话的基础上的。这位军事副官几分钟后返回，大约在10∶12至10∶18之间，说飞机在60英里外。他再次请求授权作战。副总统再次同意。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舒亚·博尔滕(Joshua Bolten)在会议室桌旁。博尔滕目睹了这些交流，在他称为“一段安静的时刻”后，建议副总统与总统联系，确认作战命令。博尔滕告诉我们他想确保总统得知副总统执行了这一命令。他说他先前从未听到过总统讨论过此类问题。
据记录，副总统于10∶18打电话给总统，通话两分钟获得了这次批准。在空军一号上，总统的新闻秘书正在做记录；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10∶20记录了总统告诉他说他已经授权在必要时击落飞机。
几分钟过去了，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坠毁的消息传来。避难所中的人想知道这架飞机是否是依照这一授权被击落的。
在大约10∶30，避难所开始收到另一架被劫持飞机的报告，这时它在5到10英里外。因确信他们只有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副总统再次传达与飞机“交战”或“摧毁”它的授权。10∶33，哈德利告诉空中威胁电话会议：“我需要传话给迪克·迈尔斯(Dick Myers)，我们的
10∶39，副总统在空中威胁会议上给国防部补充资料：
副总统：我这儿至少有三个实例，我们收到飞机迫近华盛顿的报告——两架确认被劫持了。根据总统的指示，我已经授权将其击毁。喂？
国防部长：是的，我明白。你将命令给谁了？
副总统：命令通过白宫的(管理)中心传达出去，从这个(避难所)。
国防部长：好吧，让我问一个问题。这个指示传达给那些战机了吗？
副总统：是的，传达了。
国防部长：那么现在这里有好几架战机收到了指示？
副总统：是的。我认为他们已经击毁了几架飞机。
国防部长：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被告知一架飞机坠毁了但没收到一个飞行员报告是他做的。
按这次交流显示，击落命令首次被传达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没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他从停车场赶回办公室(在办公室与总统通话)，然后到执行支援中心，在那儿参加了白宫的电视电话会议。他于10∶30前不久赶往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为了与副主席迈尔斯会面。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告诉我们10∶39与副总统会谈时，他刚收到形势通告。他最关心的是确保飞行员清楚地理解他们的作战规则。
副总统在其简报中错误地认为击落授权已经由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示传达给飞行员。但到10∶45时，盘旋在纽约上空的另一组战机收到了完全不同的作战规则。这些战机从属于哥伦比亚空中国民警卫队113联队，响应从美国特工处传达的信息，从马里兰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第一架安德鲁斯战机于10∶38升空。
戴维·维尔利——113联队的指挥官——在收到要求战斗机升空的间接报告后，联络美国特工处。一位美国特工处特工一个耳朵接听一部电话，一个电话连接维尔利，另一个连通的是白宫的同事。特工处发布了据这个白宫特工说是从副总统处得到的指示。对维尔利的指示是让战机升空，命令他们保护白宫并击毁任何威胁首都的飞机。维尔利将军按军事术语将其翻译成“自由开火”飞行——这是指由驾驶舱决定开火或者在这次事件中由指挥飞行员决定开火。他将这些指示传达给于10∶42升空和随后升空的飞行员。
然而当安德鲁斯战机执行自由开火——一个许可的作战规则的同时，按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示，从兰利紧急起飞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未收到过任何形式的战斗命令。总统和副总统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军事指挥链之外，应美国特工处的要求，安德鲁斯的战斗机已经紧急升空了。没有证据表明，9月11日早晨，北美防空司令部总部或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军事官员知道安德鲁斯的飞机正在空中并执行不同的作战规则。
假如？北美防空司令部一直认为如果乘客没有导致美联航93次班机的坠毁，军方也能够阻止它接近华盛顿特区。这个结论基于一个我们现在知道是不正确的事件的描述。兰利的战斗机紧急起飞并不是为了应对美联航93次班机；北美防空司令部没有47分钟的时间来拦截这架飞机；北美防空司令部甚至直到其坠毁后还不知道它被劫持了。因此，重新审议美联航93次班机是否本来会被拦截是适当的。
即使美联航93次班机没有在10∶03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我们估计它也不可能在10∶13之前到达华盛顿，它可能于10∶23前到达。这一时间段内只有一组战斗机盘旋在华盛顿上空——兰利的F-16。它们全副武装，受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在东北防空部10∶07得知飞机被劫持以后，北美防空司令部有6到16分钟的时间定位这架飞机、接收击落它的命令以及将命令通知给飞行员，飞行员们还必须鉴定这个命令、拦截飞机以及执行这一命令。
在这一时间点上，兰利的飞行员不知道他们面对的威胁，不知道美联航93次班机在哪儿，也没有得到击落的授权。
首先，兰利的飞行员从未被告知他们紧急起飞的原因。指挥飞行员解释说：“我回想到俄国人的威胁，……我认为是来自大洋的巡航导弹的威胁。你向下看，看见五角大楼在燃烧，我以为那些杂种偷袭了我们……你看不到任何飞机，也没人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这些飞行员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使飞机转向，但不知道这种威胁来自被劫持的飞机。
第二，东北防空部没有关于美联航93次班机方位的准确信息。大概联邦航空局提供了类似的信息，但我们不知道这花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东北防空部定位目标需要用多长时间。
第三，东北防空部需要传达命令给飞行员。10∶10，华盛顿上空的飞行员特意说：“无权开火”。击落授权于10∶31首次传达到东北防空部。可能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官在未经副总统通知授权的情况下下达了击落命令，但根据决定击落一架商用飞机的严重后果，以及北美防空司令部不要犯错误的警告，我们也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靠不住的。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官员们认为他们本能够拦截并击落美联航93次班机。我们不能确定这一点。我们确信的是国家应感恩于美联航93次班机的乘客。他们的行动拯救了其他无数人的生命，也可能使国会大厦或白宫免于被破坏。
9月11日早晨所发生的细节是复杂的，但他们反映出一个简单的主题。在2001年9月11日，北美防空司令部和联邦航空局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对抗美国的攻击形式。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中努力战斗，临时组织起一场本土防御战，来对抗一个他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而且是从未受训应对的空前的挑战。
那天早晨10∶02，在纽约州罗马城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东北防空部中，一位值勤机组指挥官的助理正在指挥中心的基层与同事一起工作着。在匆忙的思考后，他被记录下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场新型的战争。”
他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正确的。但这场斗争不是从9月11日开始的。若干年前就有人宣布了这场战争，最著名的是1998年传真到伦敦一家阿拉伯语报社的宣言。美国人几乎没有注意到它。这份传真发自数千英里外一个沙特流亡者的追随者们，他们聚集到了这个地球上最遥远、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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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
5月
2008
残废的苦命太监：皇帝眼中的可用“女人”
在明代以前的书籍里，很难找到有关阉割的详细记载。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谈》、吴长元《宸垣识略》，以及孙静庵《栖霞阁野乘》等书中的资料，都是文言文，记述极简。将这些资料有些改写成白话文，有些仍用原文，节录如后。
《浪迹丛谈》说：
阉人隶籍河间者多。男子至十五六岁发育时，有愿阉割者，先饮以酒，酒淡而性猛，饮至十分沉醉，或竟昏倒，然后将其仰缚于条凳，凳置诸盛石灰之大盆中，仰缚则恐其挣扎，石灰则用以吸收流血。将阴部涂满药油，油即*也。部署既定，即以利刀沿*之根，环而割之，深度须有技术，尤以*下部及近卵处为最难割，因筋多极易致命也。割后即取去其茎之海绵体，全茎只剩二管，须用钳钳，否则缩入体内即死。一管为输尿，一管为输精，精管盘曲而纳入体内，尿管则剪去之，遂敷以止血之药。包扎毕后，须四五日不饮不食，半月不得见风，居室四壁，糊以重纸，盖见风即有性命之虞。月余结痂收口，竟成一孔，卵亦缩至细小。然俗有“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之语，盖言三年五载后，或须再行阉割，实则恐手术不佳，未能根除，故每隔三五岁，必验察一次，看是否有凸肉长出，长则再割之，其手术亦较易矣。又云：阉人近女，每喜手抚口啮，紧张移时，至汗出即止，盖性欲至此已发泄净尽，亦变态也。
《宸垣识略》今译成白话文：
阉割者，负责处理愿做太监者的“祸根”。这种专门手术的程序是这样的，愿意净身入宫做太监的人，必须要有地位的太监援引，然后凭证人立下“婚书”，把自己当成“女人”那样“嫁”到皇宫里去。“婚书”必须是自愿具结。这才请来阉割者，进行施手术的预备工作，选上一个好日子，把净身者关在房间里。
那房间必须密不透风，让净身者先清理大小便，然后把他锁在房里。在这段禁闭期间三四天内，绝对不能进饮食，免得排泄的秽物沾染手术后的创口，致使手术恶化，危及生命。房门之所以要密不透风，也是为了净身者的安全。这样经过三四天之后，就正式阉割了。
受割的人，被蒙上眼睛，尽除衣裤，手足绑得结结实实，活像个“太”字。还有人抓牢他的头发，抓紧他的胳膊，压着他的腰部，防止他因痛极挣扎，流血过多而呜呼哀哉。
操刀者先要问：“这是自愿净身吗？”受割者说：“是。”又问：“假如你反悔，现在还来得及!”答道：“决无后悔。”“那么你绝子绝孙，可和我毫无干系罢？”接着又说：“毫无干系了！”
例行话问完，担任介绍人的太监把“自愿阉割书”循例念了一遍，于是开始动手术。受割者的两腿是分开的，手术刀从卵囊连同*一刀割净，马上在创口敷上防腐止血药，同时将一根药捻插进尿道口，迅速包扎起来，手术就完成了。
被割下的*、*，装在石灰粉盒里，一方面是防腐，主要是吸收血液水分使它保持干燥，然后用湿布揩抹干净，再在香油中泡若干时候，等油渗透了，把它装在丝棉衬里的小木匣中，加以密封包裹，择一个黄道吉日，送进受阉者的家祠，把那藏有“不文之物”的木匣，放在正梁上。将来那个太监老死时，当他的遗体入殓，还得把那“陈年油鸟”从正梁上“请”下来，缝在死者的私处，那份“自愿阉割书”同时在灵前焚化，使死者“恢复”男人身份，在九幽地府，可以有面目见祖先父母。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父母决定要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做太监。这就更残忍了。孩子还在襁褓中时，由“特种”佣妇带他。所谓“特种”佣妇，是因她兼擅一种特别手术，轻巧地捏揉幼儿的小*，也就是渐渐地破坏他的生殖机能，长大后绝不产生生命的原素(精液)。经过这种残忍的手法后，这个孩子的生殖器便渐渐地萎缩，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显出女性特征，没有喉结，双乳突出，臀部隆起，声音尖锐，行动扭捏，而达到太监体型。
年轻太监身上往往有一种臊味，原因是输尿管不能控制，因此往往遗尿；白天内急时，尿液流出体外，浸湿了裤子鞋袜，随着他的行动，在地上留下痕迹。宫中的人见怪不怪，负责管理的老太监，经常用棒揍他。工作轻松的太监，自然会及时洗澡，换上干净的裤袜；工作繁琐的太监，顾不得遗尿，唯有等它“阴干”，到晚上已累得筋疲力竭，倒头下去便睡到天亮，因此身上总是臭烘烘。
太监的行动异于常人，由于臀部和大腿的皮下脂肪增加，所以他们行动时的重心，由胸移到腰部，像女人一样，双腿紧接，脚尖向外呈“八”字形，步伐短而快。他们的行动，是明显的身份标志。旧时唱旦角的男伶，如果台上的身段变成生活习惯，平常的行动举止，也扭扭捏捏的，这种形态就和过去的太监差不多了。至于老太监的行动，则像穿上男装的老太婆一般。
《三代见闻录》中有“内侍”一节，今录于此：
太监俗名为老宫，而面称则尊之为公公，皆天津三河县籍，多水患以致地瘠人贫，不易为生，遂不惜而出此途。例由内务府挑选，皆自幼净身，其势则腊而藏之，及该人毙时，如欲得全尸以葬，则须以重金购之。凡太监自愿入宫当差，然后分别投师父，依其教习，相当期间后，始能合规矩应承。盖宫内各事虽皆分任专责，然一举一动皆有定则，不可逾越。例如理发一事，外间皆以左手抚头，右手持刀而剃；宫内仅准以一手持刀而剃，盖王者之头颅不得触犯，则其练习之困难，可见一斑。清初未入关时并无内侍，及入关后鉴于明朝亡于内侍，故对于内侍管制特严。
我在《京都杂事记》中，查到一段清代的记载，牵涉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说的是安德海私自出宫，被丁宝桢就地正法，中间还说到安德海曾经阉割而未净。
安德海之狱，为清季宫闱隐事，传说异闻甚多。安为直隶南皮人(凡太监一业，多数由直隶河间、献县、南皮等处的人充任，视为专业)，传说入宫未曾净身，因得慈禧后的欢心，渐渐骄纵起来。恭亲王奕罢议政王权，即为安所中伤。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奉慈禧后命赴广东，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奏发，奉旨就地正法。
据薛福成《庸庵笔记》云：
其秋，安德海果出都，公(丁宝桢)即奏闻。奉上谕：丁宝桢奏太监安德海矫旨出都，舟过德州，僭无度，招摇煽惑，声势赫然，着直隶、山东、江苏总督巡抚迅遴干员，严密擒捕，捕得即就地正法，毋许轻纵。而丁公初具疏时，闻德海已南下，亟檄知东昌府程绳武追之。绳武驰骑烈日中，踵其后三日，不敢动。复檄总兵王正起发兵追之，及泰安，围而守之，送至济南。当是时，朝旨尚未到，而安德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织龙衣赴广东，汝等自速戾耳，官吏聋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杀之，虽获重谴无憾，然当时泰安知县何毓福长跪力谏，请少待之。会朝旨未至，乃以八月丙午夜弃安德海于市中，支党死者二十余人……方丁公奏上朝廷也，皇太后问恭亲王及军机大臣法当如何？皆叩头言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请令就地诛之。醇亲王亦以为是。命既下，天下交口称颂。
薛福成是当时名臣，自然不敢直书朝廷隐事，于词句中已可见到微意。否则，一区区太监之被诛，何以当时中兴功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均为之喝彩呢？(按《庸庵笔记》：“伯相合肥李公阅邸钞，矍然起，传示幕客，呼丁公字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语福成曰：‘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
安德海伏法之后，裸尸暴市于济南府三日，以释天下的猜疑。然而所暴者并非安的真身，而为安的随行小太监！相传因暴尸一举，慈禧后深德丁宝桢不已。
杀安太监的固然是丁宝桢或同治帝及孝贞后(即东太后)，然实际上执行此刑罚的，却是顺治所立内十三衙门铁牌。《清宫词》有诗咏其事云：
铁牌深铸未曾刊，矫诏俄闻遣内官。
祖训辉煌齐典宝，圣明中外仰慈安。
注云：“国初鉴于前明祸，世祖时特铸铁牌谕十三衙门，立于神武门内，于以防微杜渐者，垂训綦严。同治己巳，有蓝翎太监安德海者，伪称奉命至苏州采办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东，骄纵不法，道路震骇。巡抚丁宝桢派员拿获至省，具奏请旨。孝贞皇后平日用人行政，悉委之孝钦皇后，不轻发言，独于此案，力持大体，谓宜遵守祖训，就地正法，不可轻纵，一时中外交相称颂。德海既伏诛，宝桢令陈尸三日，其随从太监苏拉镖手，均斩绞发黑龙江如律。”
一八七○年，有个英国官员史汀德在北京实地采访，把阉割方法记得很详尽。文中说：
手术的地方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叫厂子，位于紫禁城的西华门外。里面有数名刀子匠，他们没有固定薪水，却是政府认可的专家。他们的职业就是制造宦官，手术费每人六两银，负责到完全治好。可是来求自宫的人都是穷人，大多数无法付现金，因此只要有保证人，手术费可以事后补交。但无论任何情形，没有保证人，刀子匠决不肯动手。
每位刀子匠都有数名徒弟，而且这些徒弟都是自己的族人，这行职业是世代相传的。
接受手术的人先半卧于炕(温床)，一名徒弟拿腰，二名徒弟捉脚，刀子匠就站在自宫人的面前，口念“后悔不后悔?”重复数次，如见对方有犹豫的神色，手术就不进行了。如果意志甚坚，刀一闪，宦官就形成了。
手术的方法：先以白布或绷带紧扎被手术人的下腹部和双股的上部，以高温的辣椒水小心洗涤即将手术的部位，再以微弯如镰刀状的小刀，连同*及*一起切断，再以白蜡针插进尿道栓紧，伤口以浸过冷水的纸覆盖，小心翼翼地包扎好。以上的程序都完成后，再由二名刀子匠搀扶被手术的人在房里踱行二三小时后，才允许躺卧。
手术后三天内不准喝水，据说由于干渴和伤痛，其间必须忍受非常的痛苦。三天过后，拔掉白蜡针的栓，尿如喷水涌出。如此便大功告成。如情形非如此，便只有苦闷地等待死亡的来临，谁也无法伸出援手。可是这种残暴的方法几乎没有失败，依照调查多年的资料，只有一名三十岁的男子失败过。
手术后约经百日，伤口痊愈。然后送到王府学习宦官的实务。一年后再移送宫城，开始新的职务。
关于切断物的处理，史汀德也有奇奇怪怪的报道：
这种不文之物，切断后叫做“宝”，经过刀子匠施以某种加工，再放入约一立方公尺(即一立方米——编注)的容器，安置于密闭的高棚，这叫“高升”。象征此物的原主出人头地，居于高位。而原主或亲戚要求归还时，再行取回，此时也一样必须小心翼翼地行“高升”之礼。
保存“宝”，具有以下两种理由。一是宦官要晋升时，必须交验自己的“宝”，让上级宦官“验宝”，否则不能晋升。这种“验宝”的手续往往带给刀子匠极大的利益。本来“宝”的所有权当然属于手术者，但经过手术之后，往往不小心或不注意，马马虎虎忘了索还自己的“宝”。自然而然，被视同放弃权利的“宝”也就归刀子匠所有。等到时过境迁或晋升机会来临，再向刀子匠要时，已经是别人的东西了，据说有时要付出多达五十两银赎回。其中也有人虽带在身边，却因不小心遗失或被偷，只有再向刀子匠买别人的，或向同伴借，当然必须付出一笔租金。“宝”的确具有其“宝”的价值。
保存的第二理由是宦官死后入棺埋葬时要用的。当然并非非“宝”不可，也可用代用品。宦官们必然也希望以堂堂男子汉的姿态回去，因为中国人相信阎王讨厌残废的人，尤其看见男子而没有“宝”的人，来世会把他降生为雌骡。因此要瞒过阎王，以便逃避可怕的命运。
在我收藏的资料中，又寻出一篇文字，不知出于何人手笔，但是他写的内容，有若干情况，为他人所未道者，节录如下。
太监是一种畸形的人，随专制王朝的覆没而绝迹，但是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对他们怀着一份好奇的心理，甚至还想寻找一个太监来，与他谈一次，最好看一看阉后的情形。
首先，很多人都想知道太监在割去*以外，是否还连带把所叠出的部分，就是肾囊与*，也一并阉割？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假如斩草不除根，何以太监的容貌会全变，胡须会消失，甚至声音也会女性化呢！所以很自然的，在阉割以后成为男人特征的地方，当时就全部解决了。太监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自愿出嫁，就是割去了作为男人应有的部分以后，终身嫁给宫廷。这大抵是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眼前的生活，也为了以后如其能受到宠幸，会有表面上的尊荣富贵，皇帝假以辞色，大臣曲意趋承，于是不惜以霎那的生死与一生的幸福作为孤注。大抵自幼出嫁的，年龄都需要在十岁以内，由家长选择一个在宫内有势力的老太监，拜他为师，经他的同意，为他阉割。幸而不死，就介绍入宫，最初做些宫女们体力不胜的杂务。另一种是所谓半路出嫁，绝大部分是犯了死罪的不法之徒，被官厅追捕得无处为生，于是投身做太监。
阉割的手续惨绝人寰。这个手术要在一间密不通风的暗室中进行。受阉割的人事前要饿着肚，还要把体内的大小便尽量排泄一空。室内有一张床，把这人的手脚牢牢地绑在床柱上，生殖器与连带的一串，用丝线笼住缚好了，联系到屋梁上的一架辘轳上面。施手术的人当然是个有经验的老手，持着一把锋利的剃刀，从肾囊下面往上轻巧地一割，手法要熟练利落，操刀一割，连串的*、肾囊以及*，立刻与身体分离，司辘轳的人配合着施手术的动作，把这一堆废物，立时吊了上去，使不文之物与这个未来太监身“首”异处。然后再放下来，用药末拌杂投入一个瓷坛中，留着等他死后，还要与臭皮囊放入棺中，方才算是全尸。
受阉的人经此一割，受不住剧痛，立刻就发出惨厉的呼声，惨厉得像鬼叫，让听到的人为之毛骨悚然，惨叫一声以后，人也随着昏厥过去了。施手术的人接着用高粱酒在阉割处洗涤，并且还用烧红的烙铁烙向受创的部分，这大约是消毒的作用。最后用一根药捻通入割去后留着的洞内，外面更为他敷上药末，初步的手术，到此完毕。
受阉以后几天都不能进饮食，任由他终日呼叫，时厥时醒。经过五六天的时间，施术的人再把他插入洞内的药捻拔出，假如随着能放出小便，那才算手术顺利；否则，不是内部在发炎，就是给疤阻塞了尿道，小便不通，就会胀死。
成为一个太监，当时既经过了这样残忍的方法，以后又终身成为一个残废的人，再也得不到人生的正常乐趣，所以历代的宦官，性情不是变得暴戾就是变得阴险，主要是由于生理上的影响。而且太监入宫以后，是一个十足的奴才。许多长得清秀一些的小太监，当皇帝年幼时，在一起嬉戏；等皇帝发育了，在大婚之前，不敢与宫中的宫女们乱搞性关系，因此宫廷中遂多断袖之事，太监的后庭就成为幼皇发泄性欲的工具。清废帝宣统溥仪在集中营的谈话，就自承小时因曾与小太监们那样耽玩过度而戕贼了自己的身体。
传说太监经阉割之后，假以时日，仍会茁长。至于太监是否仍然会有性欲，可以说性欲还是有的。他们见到宫女，仍然灼灼而视，有机会还想与女人同睡，但既已失去了工具，自然无可作为了，但他们会紧紧地搂着女人，有时还疯狂得去咬啮，直到满身流着汗，力气也尽了，才颓然释手。这种冲动的情形是够惨的！
宫廷的丑闻泰半与太监分不开，主要原因是太监整日和宫中的怨女——妃嫔们生活在一起。这些妃嫔长日在宫中，生活寂寞，性方面苦闷，太监们虽然缺少主要的性器官，可是到底他们还是男人，妃嫔们为了解一时的饥渴，至少也有聊胜于无之感。
太监实际上是双性人，在妃嫔宫女之前，他们是不能用的“男人”；在皇帝面前，他们又是可以用的“女人”。历代宫廷中的同性恋都是如此产生的。
一
12
5月
2008
灾难记忆：“怪兽”将半个印尼夷为平地(图)
灾难让印尼班达亚齐成为“死城”。
从震源冲撞出去的海啸犹如万马奔腾的怪兽，瞬间把百里之遥的亚齐省多个城镇和岛屿夷为平地。班达亚齐哀鸿遍野，数以千计尸体横陈处处，古色古香的城镇早已变成人间炼狱。在市区里，肿胀虫蚀的尸首随处可见，扑鼻而来的是腐烂后发出的恶臭，在倒塌建筑的残墙败瓦中有无数残肢……这是对海啸过后印尼受灾地区的描述。
在回到市区的途中，中国游客张海峰被路上看到的一切惊呆了。事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随处可见破碎的房屋残骸、漂浮在海里的汽车以及无数的尸体。
“我完全是无心做的统计，因为座位是靠窗的。在一条大约3公里长的路上，我数了数，多达31具尸体。他们姿势各异，皮肤颜色也不一样，看得出来，他们都很痛苦。”
26岁的张海峰说，自己长这么大没有哭过几次，有印象的只有奶奶去世那年，他曾经号啕大哭。“但看到眼前的一幕幕，我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抱着身边的同事大声地哭了出来。”
“Oh，my God！”(噢，我的上帝啊！)和“Where is……？”(……在哪里？)是张海峰当天听到的最多的两句话。
“人间炼狱。”张海峰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强调当时他所看到的情况，“血腥味弥漫着整个空气，其实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被海浪吞噬的孩子，他们的尸体看上去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尸体仍四处可见，处处传来阵阵尸臭，挖土机不断挖出死者，抬着尸体的救援人员，不断与在现场报道的记者擦身而过。可以看见不少尸体仍然在淌血，往日引人流连的美丽海滩和码头，现在堆满了准备运走的死尸。摄影记者起初一见尸体便拍照，到后来都懒得再举摄像机。
在酒店的顶楼上，随处可见头皮被削掉的死去的人。“这些尸体有可能是被海浪抛过来的，也有可能是被风卷上来的。我们都是踩在尸体上走过去的，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尸体比较少的地方蹲了下来。在我身边不远处躺着一具尸体是一个日本或者韩国人模样的女孩子，她的身体完全扭曲，几乎已经被折叠过来了。她的手臂已经成360度旋转，两条腿也拧在了一起。她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嘴角还挂着一丝笑容，可能她死前一分钟还在快乐地度假。”一位游客惊恐地说。
当地时间1月10日，一盘记录了海啸袭击印尼亚齐省的录像带第一次公布于世，这盘录像带摄录了海啸是如何吞没亚齐省的一条繁华街道的整个过程——黑褐色的水流弥漫了整个街道，卷走了所有的车辆，人们拼命地爬到建筑物上躲避灾难。
这盘录像带是由一位名叫哈希姆的婚礼录像师拍摄下来的，首先在雅加达的一个商业频道播放出来。哈希姆抓拍下了12月26日发生在印尼的这次可怕灾难。录像开始于印度洋地震后的几分钟，一共持续了几个小时，拍下了无数人逃难的场景。美联社的电视新闻将这盘录像带在全世界范围内播放，很多有视频新闻服务的网站上也能看到这盘录像的内容。
录像开始的时候是在印度洋9.0级地震发生之后，某些建筑物已经在地震中坍塌变形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建筑看起来完好无损。人们全部涌到街头，并且爬到碎石堆上，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场更残酷的水灾在等着他们。
录像拍摄了一栋已经扭曲了的大楼，哈西姆告诉记者，有5名建筑工人当时正在一栋还没有竣工的大楼里睡觉，恐怕他们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地震过后，人们围站在倒塌的房子边，检查房屋的损坏程度，他们看起来还相当的冷静。仍然有摩托车行驶在街道上，而且没有听到拉响紧急事件的报警器。
然而，就在地震发生后的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突然，一面巨大的水墙快速地吞没了整个街道，卷起了至少有两层楼高的巨浪，巨浪里挟裹着大量的垃圾和残骸。洪水中有巨大的方形金属板、电冰箱、厚木板、餐厅的食物陈列台。巨大的洪水看上去好像一条大河咆哮着穿过整个城镇。几只大油桶被巨浪冲击弹了起来又落回水里。
哈西姆回忆说：“每个人都大声尖叫着‘水！’大家四处逃散，跑向大清真寺。”他的朋友穆纳瓦拍摄了当时的一些照片。
大水先把车辆都冲到一边，又将它们卷入水中。一位老人坐在一辆蓝色小汽车的驾驶座上，大水将他连车带人冲到了路边，接着又把他挤到了一座大楼里。录像里，他试图爬上大楼的阳台。
包括一辆运输垃圾的卡车在内的六辆汽车一起飘浮着，一棵大树也被不停息的海浪托着快速地沿着街道移动。
哈西姆说城里到处是洪水，他站在一座清真寺屋顶上拍摄录像，水大约有10英尺深，就在他的脚下奔涌而过，几乎淹到他的脚了。整个过程，他始终让摄像机保持安稳。
很难统计有多少人被大水卷走了，但是很多人都逃脱了这一劫，一些人爬到了清真寺窗子的横梁上躲过了这场灾难，很多人爬到建筑物的屋顶上，向下不可思议地看着洪水吞没了整座城市。
一
12
5月
2008
摄影师忆唐山大地震：当时许多人赤裸行走
唐禹民
唐禹民，辽宁省朝阳市人，原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转业后到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杂志社任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理事，中国体育摄影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有《抹不掉的记忆》、《体育摄影理论与实践》、《体育摄影》等。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一位年轻妇女只有一块布裹在胸前和腰间。每个行人都走得那么匆忙，面无表情，每个人心中都装有一部悲惨的家史。令人震惊的是，我没有听到一声哭泣，也没看到一滴眼泪。”
1976年7月28日的这一天，唐山市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这一场被世界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的巨祸奇劫，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一座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西方国家一些人士哀叹唐山从地球上“抹掉了”。
地震当天，我就飞往唐山，在飞机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地震消息传来的当天，我作为一名空军摄影干部，很快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清晨得知，震中确定为北京以东130公里的唐山地区。当地空军驻军在震后通讯联络全部中断。
上午9时，我同司令部有关领导及参谋人员一行7人驱车来到通县张家湾机场，登上一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里2”飞机。飞机起飞后，我的摄影工作便开始了。在机组人员的协助下，打开舱门，我系上安全带，半个身子探出舱外，手握相机对准航线经过的村庄城镇，一一拍摄下来，掌握了从北京至唐山沿线的震情。
30多分钟的空中作业，脸被风吹木了，手冻僵了，可我心里挺满足，因为我不仅拍到了照片，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一个村庄房屋破坏得非常严重，几乎全村变成一片废墟，而飞行几分钟后，临近的另一个村庄房屋却完好无损，几乎没有倒塌。再往前一个村庄又遭到毁灭性破坏。面对这种奇特景象，我问自己：地震是否以唐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向四面八方波及，“波峰”上破坏严重，“波底”里破坏较小？我不明白其中缘由，地震科研工作者应该早已掌握了这一自然现象吧？
飞临唐山机场时，天空浓云密布，地面能见度极低，尽管领航员与地面一直用无线电联络，但始终未能听到回答。因此，飞机是在几乎不具备任何飞行数据的情况下着陆的。我们所乘坐的这架飞机，是大地震后第一架降落到唐山机场的飞机。天空正下着雨，飞机滑行时跑道溅起了道道水浪。走下舷梯，一股凉风细雨袭来，我不觉打了一个寒战。指挥塔楼已断裂倾斜，电线杆拉着断线斜躺着，偌大个机场空荡荡的，见不到几个人影，完全陷入了一片瘫痪状态。
领导和机关人员到来，迅速组成了机场指挥部，调来塔台车，扯起帐篷，架起电话线、安装电台，各个环节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
为了全面掌握灾情的第一手材料，我申请了一架被称为“空中轿车”的法国云雀直升机，向东南飞行进入市区。路北区的建筑物倒的倒、塌的塌，留下的只有残墙断壁，线条清晰的完整房屋已很少见；工业区的情景更令人心寒，唐山钢铁厂、422水泥厂以及陶瓷厂已失去了往日生气勃勃的景象；飞临路南区时，能见度明显降低，地面被黄尘及烟雾所笼罩，隐约见到一大片高低不平，黄灰色的碎砖乱石，几乎所有民房倒塌，酷似一片荒无人际的大漠。
市区的几条主要道路挤满了来往的汽车、马车、自行车和行人，从空中看不出有行进的迹象。20多分钟的飞行，我将唐山整个市区尽收镜间。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
在机场南头停机坪上，空军战士们正往直升机上搬运一箱箱食品，准备空投。我随乘808号直升机飞往市区，在飞行中，我发现大部分食品是饼干，还有很多塑料袋装着馒头、烙饼。每个袋里都附着一个信封，我好奇地抽出一个，只见信封上写着：送给唐山人民。落款是：河北邢台一市民。信中写道：亲爱的唐山父老乡亲，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深知遭受地震灾害的痛苦，1966年3月邢台地震，我家破人亡，在极度悲痛之时，敬爱的周*亲临灾区视察，给了我精神力量。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也包括唐山人民的支援，使我们度过了艰难时刻，我们从废墟上爬起来，历经磨难，重建了家园。我连夜烙了几张薄饼送去，以解燃眉之急……看着这火一样炙热的书信，谁人能不动情？
直升机来到预投空域，位置大概在火车站以东，这是个人口稠密的重灾区。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地面看得一清二楚，市民们聚集在废墟上，仰望天空，双手不停地摆动着。机务人员把舱门打开，系好安全带，将一箱箱一袋袋食品投下去。我不停地按动着快门。
由于地面道路、桥梁的严重损坏，救援部队和物资受阻，机场便成了抗震救灾的生命线。指战员们顶着烈日，穿着背心裤衩，用目测指挥着飞机的起降，一天最多时起降达350多架次，共指挥了数千架次飞机的安全起落。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空运到唐山机场，机场的停机坪上堆积如山的医药、帐篷、油毡、塑料布、食品等救灾物资，又从这里用汽车运送到各区县，有些应急食品进行了空投。
7月29日，由于市区车辆无法通行，我只得从机场步行前往市区。
大地震后的唐山惨不忍睹。原来宽阔的路面已使行人难以插足，车辆无法通行。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人们，在残垣瓦砾之上用各种残余物搭起了躲避风雨的窝棚，人们后来叫它为“防震棚”。防震棚挨近路边，停放着一些用被褥包裹着的尸体。
目睹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悲哀、苍凉的情景，完全可以致人精神分裂。我参加过正规战争，战争的残酷令人怵目惊心；然而，一座百万人的城市，顷刻间遭到毁灭，夷为墟土，变成埋葬24万生灵的坟墓，唐山的灾难要超过战争的残酷千倍万倍……
人们在废墟上架起了锅灶，从路边排水沟里掏些水，捡拾一些能填口的食物，煮一煮充饥。空中飘荡着缕缕炊烟，宛若死难者的幽魂。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一位年轻妇女只有一块布裹在胸前和腰间。每个行人都走得那么匆忙，面无表情，每个人心中都装有一部悲惨的家史。令人震惊的是，我没有听到一声哭泣，也没看到一滴眼泪。
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惩罚的枪声不断响起
我在站前街拍照时，周围一些人在斜楞着眼睛盯着我并议论说：“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思照相！”“这个人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再照把照相机给他砸了！”
由于天气炎热，我没有穿军装，受灾群众不了解我的身份，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在一般人眼里，照相这玩意儿，只能在节假日和喜庆的时候才派上用场，而绝不会在大灾大难、家毁人亡的时刻拿出它来。我要想坚持拍下去，只能改变“明目张胆”的拍摄方法，采取隐蔽措施，趁人不备，快速抢拍，有时是偷偷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拍完后即刻把相机装进一个随身带的黑塑料包里。
但是这个塑料包还是招来不少麻烦，很多伤者见我背着包，都以为我是大夫，不时向我伸出手来哀求：“好大夫，给点止疼药吧！”他们求药，不是因头疼脑热，而是高位截瘫、腰椎损伤、骨盆断裂等重伤。
大伏天，酷暑热浪无情地袭击着“死亡之城”。街区道路的严重破坏和阻塞，使救援车辆开到市区边沿却开不进城里，因而使救灾工作严重受阻，灾民得不到粮食和饮水，重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停在路旁的尸体也无法运走。头两天见到的尸体，僵直、呈蜡黄色，后来变得臃肿，呈酱紫色，从被子里往外流黑水，凡是停尸的地方到处流淌着一滩滩的血水，散发着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尸体上和血水中爬满了一群群绿头苍蝇，行人经过时，便轰起一片“嗡嗡”作响的苍蝇。废墟中尚有大批尸体没有挖出来，同样散发着尸臭味，使得唐山市区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人们不得不将口罩、湿毛巾捂在嘴上。在废墟旁，铁路边，在市区通往机场3.5公里的道路两侧以及机场跑道北端，堆起了无数座坟墓，多数坟堆前都插着木牌，上面写着被埋葬者的姓名和年龄。
站前街马路上，架有高音大喇叭的广播车缓缓穿过人群，女播音员提高调门朗诵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反复播送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告，大意是，“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全体市民要保持镇静，提高警惕，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擅自进入工厂、矿山、银行、粮店、仓库、商店等地方，严禁抢劫，违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人们刚刚挣脱了死亡的羁绊，伤口尚在淌血之时，一股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这股罪恶之风是任何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令人极为痛心。
地震当初，一些人把本不属于自己的衣物、食品拿来遮体充饥，似乎还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人贪婪地把肮脏的手伸向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在路北区，我见到一个防震棚，全部材料用整匹黑白条的长毛绒覆盖着；有些人扛着整箱的香皂、牙膏、五金工具等，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我在经过靠近铁路的一个百货商店时，见到门脸儿的玻璃窗都已支离破碎，里面陈列的各色商品已荡然无存。
郊区的一些人，他们开着拖拉机、赶着小驴车，更多的是骑着自行车，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市区涌来。他们在废墟上掘地三尺，无情地掠夺无辜者的财物，遇难者的尸体也逃不过这些人的搜刮。
在这抵御天灾的非常时期，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令人悲哀，因为它严重地剥蚀和残害着善良人们的心灵。当公安人员和民兵警觉地发现抢掠者的犯罪行径时，他们从瓦砾中爬起来履行职责，废墟上空响起了枪声。枪声从不同方向传来，在告诫那些梦想发“国难财”的抢劫者。
唐山机场成了荒漠中的绿洲
7月28日下午6点40分，我正在帐篷里整理照相器材，突然，地面猛烈颠簸，发出隆隆响声，帐篷呼啦呼啦地摇晃起来。我已无力控制自己的行动，死死把相机搂在怀里。我知道这是一次较大的余震，不知几十万灾民是怎样挨过这暴风雨之夜的，又想到北京的妻子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不知安身在什么地方。唉，现在顾不了这些了！
唐山机场饮用水告急，由于地震引起地下水下降，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是糨糊糊的黄泥汤，只好把泥汤灌到水壶里，沉淀后再喝。机场北头有从全国各地空运来的堆积如山的各类食品，谁也不去动，依然嚼着分配给自己的难以下咽的那份压缩饼干。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些食品的分量。
地震发生后的头三天，是唐山市灾后最为严重的时刻。饥渴、伤病无情地袭击着人们。
“去飞机场，找解放军。”人们在危难时刻总是首先想到人民子弟兵。
灾民们把唐山机场视为荒漠中的绿洲。人们扶老携幼，用平板车拉着伤员，用自行车驮着老人和儿童，更多的人则是挑担挎篮，步履艰难地，潮水般地涌向绿洲——唐山机场。
机场的营房及四周草坪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人们为横躺竖卧的受伤者架起塑料棚，以避风雨和日晒。战士们架起了几口大锅不分昼夜地熬着米粥，饥渴的人们排着长队在粥锅旁耐心地等待着。机场唯一的水源是一池发绿了的游泳池的水。果园里，七月的青苹果如核桃大小，已被“扫荡”一空。几辆开往市区的卡车，从机场还未开出去，就被饥饿的人群拦住，爬上车强行搬运着食品，押车的战士上前劝阻，没人理睬，只顾往车下扔着一包包的饼干，战士们也无可奈何。
从全国各地调集的一万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200多个医疗队，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展开抢救工作。在机场营房的周围逐渐出现医疗队架起的顶顶帐篷，帐篷旁插着白色的红十字旗，标牌上写着：解放军总院、空军总院、上海六院……伤者在亲人的护送下，在医疗队的帐篷外边排起了长队，而且越排越长。重伤者不时发出刺心的惨叫声……
手术帐篷里，医务人员如同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做着医院里都少见的大手术。照明用的是汽灯，消毒用的是游泳池里的水……尽管广大医务人员怀有对灾区人民极端负责、极端热忱的革命精神，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仍不能挽救众多人的生命。几十具尸体停放在不远的草坪上，作为医生，他们深感痛心和惋惜。
手术帐篷外的土坑里，在血染的药棉和纱布中，堆积着截肢下来的、鲜血淋淋的胳膊、大腿、手掌……几天来我见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尸体，我没感到恐惧，然而，看到这些从活人身上截下来的残肢烂肉，顿时觉得惨不忍睹，甚至不忍心把镜头对向那里，希望它从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停放尸体的草坪上，大部分死者被装进了深灰色的装尸塑料袋里，一少部分则用棉被裹着。
遭受重创的唐山机场，此时已难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唐山由此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经国务院批准，唐山自7月30日开始了一场向全国范围内转移伤员的壮举。此时大批飞机、列车、汽车从各地陆续调往灾区。作为空中大通道的唐山机场，马达轰鸣，各种飞机呼啸着像穿梭一般，时起时落，出现了空前的繁忙景象。飞来的飞机卸下满载的救灾物资，飞走的飞机满载着负伤的兄弟姊妹。在停机坪上，可以见到十几种机型的飞机。所有飞机舱内的座椅已全部拆除，舱内地面上铺满了塑料布，伤者一个挨一个躺着，很多人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单位、姓名和年龄。一架大型飞机可载一百五六十人，小型机载几十人不等。两天后，运送伤员的秩序有明显好转。
在人流中，两个满头大汗的中年人用门板抬来一位老人，急着要上飞机。问及诊断书，小伙子说：“没有诊断书，行行好救救我爸爸吧，他快不行了！”医生上前撩开被子一看，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脸色苍白，瘦骨嶙峋，喘息细微，已处于昏迷状态，瞳孔已开始散大。医生说，老人已不行了，如果上了飞机，到不了目的地，人就会死的，还是抢运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人吧。两个中年人无可奈何地把老人抬到一旁，趴在老人身上大哭起来。
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问：“北京怎么样？”
指挥部安排了大批直升机到交通不便的边远郊区，专门运送受伤的农民兄弟。我曾随机去开平、古冶等地采访。一次，我随乘中国民航806号直升机飞往东北方向。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一圈后，在一个高高的土岗上徐徐降落。土岗下不远处一个不大的村落，房屋已变成一堆堆黄土。村子旁用新土堆起来的几十个坟头。
飞机停稳后，社员们一齐拥向土岗，将重伤员用门板抬入机舱。大多数伤者是骨盆、脊椎砸伤，不能坐立。舱内机务人员把伤员排列好，最大限度载入8人。关好舱门，马达隆隆旋翼飞速旋转，机身垂直拔起。借助舷窗向下看，土岗上又一次卷起黄尘，社员们迎着风沙，仰望着飞机，泪流满面，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本不断高呼口号。我听不见喊什么，不外乎“毛主席万岁!”“感谢亲人解放军!”等口号。
我挤在机舱的尾部的一个角落里，扫视着所有的伤员，发现在邻近的门板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泪水洗面，抽泣不止，我赶忙俯身问他：“哪儿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
“那你哭什么?”
“解放军同志，您能去北京吗？”
“能。”
“您到北京时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捎个话，就说我们唐山农民感谢他老人家，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你的心愿我一定带到北京去。”
“我爱人被砸死了，我的腰椎砸伤了，下肢不能动弹。那是我五岁的儿子，脑袋也受伤了。”他抬手指着一个军人怀里抱着的孩子，孩子头上缠着绷带，眼泪汪汪，紧锁着眉头。
“我们一家人在地底下埋了大半天，多亏了解放军来到村里，才救出我们，要不然全没命了。听说毛主席派飞机来接我们去治伤，很多人都哭了。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这是一个普通农民掏心窝子的话。
强烈地震后的唐山，不论是在机场、矿山，还是街头、路边，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刚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询问：“北京怎么样？”唐山人民始终牵挂着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人民。
扒运尸体的战士们身上长了毒疮
当我8月6日再次返回唐山时，抗震救灾工作已开始步入轨道。
各路救灾大军陆续进入市区，由于道路得到了迅速清理和疏通，大批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开进街市。来自各省、市的医疗队，乘着大卡车，车上插着红十字旗，不时驶过街面，帐篷里、马路旁边成了救死扶伤的场所。食品车、水罐车停在路旁，市民们提着各种容器有序地排着队，解放军战士们用木料和油毡为灾民搭建临时防震棚，以避日晒和风雨；军队大型吊装车辆分布在各主要街道，在废墟上不停地吊起残裂的水泥柱和楼板。
唐山震区附近的230公里铁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经过广大铁路工人和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短短10天的奋力抢修，北京至山海关路段于8月7日下午7时40分修复通车。
人们这时似乎可以松口气了。
不。
又一吞没生灵的猛兽——瘟疫，在不知不觉之中向唐山袭来，将唐山再次推入不亚于大地震的苦痛之中。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唐山出现的疫情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都要可怕。
酷暑。
24万具尸体。
城市生命管线中断。
粪便、污染物堆积，蚊蝇肆虐。
……
人们都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活下来的幸存者和10万救灾大军，很可能被这第二冲击波——瘟疫击垮，使唐山再次陷入绝境。
我再次到市区时，如火的骄阳悬在头顶，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尸臭和焦土味，战士们都戴上了防毒口罩，几乎所有人都用口罩、毛巾堵在鼻子和嘴上。马路旁、废墟上，特别是在那些有人居住的防震棚的四周，遍布着粪便和垃圾，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成群的绿头苍蝇轰起的“嗡嗡”声。
远离市区的机场也受到了瘟疫的严重威胁。机场生活区用席子临时搭起的厕所里，爬满了一层苍蝇，便坑里多是带脓带血的稀屎……黄连素、痢特灵成了紧缺药物。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
中央从全国调集了21个防疫工作队，共1300人开赴灾区，他们身背喷雾器，走街串巷进行消毒，为病员送医送药。军队调来了防化车，缓缓驶在主要街道上，向道路两旁喷洒着雾状消毒药液。机场南头停着四架土黄色的运五飞机，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忙碌着，一架架轮番起飞，低空掠过市区，消毒药液化作迷雾洒向废墟。
24万在高温下极度*的尸体，变成了灾区最大的污染源。挖尸、运尸、埋尸的艰巨重任落到了人民军队的肩上。震后的头几天，部队是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进行挖尸工作的。后来尽管装备了一些防毒器械，许多战士仍未能避开疫病的侵袭，他们从楼板底下已抬不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将死者一只胳膊、一条大腿地往外掏，支离破碎的尸体，淌着黑褐色的血水，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味。很多战士身上长毒疮，顺着疮口流着黄水，拉痢疾，一天跑几十次厕所……为了人民的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战士，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战斗着。
由于防疫工作及时有力，全体军民抵住了瘟疫的袭击，灾区安然度过了灾后的传染病暴发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8月12日，在唐山的采访告一段落，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在空中透过飞机舷窗下的废墟，我仿佛看到了唐山的明天。旧的唐山毁灭了，但唐山人还在，有唐山人和全国的支援，新唐山一定会崛起……
唐山地震：震前准确预测遭冷遇
全国强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长时间调查，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地震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预测。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内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无一人死亡。
六
10
5月
2008
方舟子：神秘的有丝分裂射线
1953年12月18日，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欧文·朗缪尔在通用电器公司发表了一个题为《病态科学》的著名演讲。朗缪尔发明“病态科学”一词用来指科学家一厢情愿地研究一种不存在的自然现象，由于过分强烈的主观愿望而相信虚假的结果。病态科学不同于学术造假，其研究者并没有有意弄虚作假。病态科学也不同于伪科学，其研究者往往是专业的甚至著名的科学家，至少在形式上是遵循科学方法的，而伪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未受过专业训练，压根儿就不认可科学方法。
朗缪尔在演讲中指出，病态科学研究会一度引来大量的关注，通常会有数百篇有关的论文发表，其研究热潮有时能持续十几二十年，然后逐渐消失。朗缪尔举了科学史上几个病态科学的例子，其中较典型的是有关有丝分裂射线的研究。
1923年，俄罗斯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古维兹认为生物细胞分裂时，会发出一种极其微弱的射线，他称之为“有丝分裂射线”。让他提出这个观点的实验是这么做的：把一个洋葱根A放在玻璃管中生长，然后用另一个生长中的洋葱根B的根尖垂直对准A的根尖，二者相距0.5～12厘米，经过10秒钟至60分钟之后，对A进行解剖，并计算细胞核的数目。他发现，A根中靠近B的那部分，分裂中的细胞的数量要比远离B的部分多出约25%。他认为这是由于细胞分裂时能发射出一种射线，能刺激其他细胞的分裂。如果在A和B之间放置玻璃，则观察不到这种现象，而放置石英则能观察到，也就是说，石英不能过滤掉有丝分裂射线，但是玻璃可以。
古维兹后来用酵母菌和细菌代替洋葱根做实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消息传开后，各国科学家纷纷重复该实验。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细胞在分裂时都被发现能发出有丝分裂射线。还有人发现，健康儿童的血液能发出有丝分裂射线，但是患维生素D缺乏症的儿童就不行。有丝分裂射线被认为是一种紫外线，波长为1800～2500埃，辐射强度极其微弱，据估计每秒每平方厘米只有100～1000个光子。
但是，在试图重复古维兹实验的人中，约有一半的人没能发现有此现象，它是否真的存在，就令人怀疑了。既然有丝分裂射线是一种紫外线，那就应该可以用物理方法直接检测到，例如能让照相底片感光。该现象的支持者声称他们的确用底片检测到该射线，但是那上面的信号和底片原有的颗粒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区别，据说这是由于有丝分裂射线太弱了，所以难以让底片感光。那就延长曝光时间吧。根据估计的有丝分裂射线强度，曝光100个小时就应该很容易在底片上检测到，然而，用超敏感的底片曝光几个月后，仍然不能明显地检测出有丝分裂射线。而且，根据估计的有丝分裂射线的强度，光电管应该很容易就检测到它。但是用光电管做的检测实验同样失败了。
到1935年，研究有丝分裂射线的论文已多达约500篇。这一年，《美国光学学会杂志》发表的一篇综述指出，这些论文的大多数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相互矛盾的，要想证明有丝分裂射线的确存在，需要有更令人信服的证据。
自那以后，西方国家学术界就没人研究有丝分裂射线了。但是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仍有人研究。1960年，苏联也有科学家发表综述，认为有丝分裂射线的存在已被完全否定，应该终止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直到1966年，苏联期刊上还有论文声称青蛙、兔子和猫的心肌都能发射出有丝分裂射线。不过这最后的论文是古维兹的女儿发表的。
朗缪尔归纳出病态科学的一些特征，其中有的与有丝分裂射线研究很吻合。在病态科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声称他们观察到的现象，是由一种强度微弱到几乎难以检测的因素引起的，而且因素的强度与结果无关，即增加因素的强度并不会让结果变得更显著。在有丝分裂射线的研究中，其支持者也承认该射线的强度微弱到难以检测，而且不管是用1根洋葱根还是用10根洋葱根当作用物，不管作用物与作用对象的距离是近是远，观察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多用几根洋葱根或放得更近就让结果变得更显著一些。
病态科学的研究者常常会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理论来解释他们声称观察到的不寻常的现象。例如，古维兹认为，某种未知的共振现象产生了细胞分裂，因此细胞分裂过程中会伴随着发射出射线，而他的实验即是在证明这个理论。病态科学的研究者在遭到批评时，会立即拿出种种开脱的借口。但是批评者总是无法重复出实验结果，只有支持者才能获得结果。在某种病态科学研究最热门的时候，批评者和支持者的人数差不多相等，之后对其研究逐渐消失，被人遗忘。
但是有的病态科学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即使在被国际科学家抛弃之后，仍然会在学术界之外，或在某一国的科学界顽强地苟延残喘。在现在，国外仍有一些推销“生物能量疗法”之类的伪科学疗法的人还在引用古维兹对有丝分裂射线的研究。而直到最近，中国仍有不少科研人员在研究生物的 “超微弱发光”，他们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而且在论文中以古维兹为祖师爷，声称“其研究不仅对生命科学领域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在农业、医学、食品和环境科学等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方舟子：留美学者，生物化学博士)
一
12
5月
2008
面对危机与灾难：揭秘911后的美国(图)
911恐怖袭击(资料图片)
当美航11次班机8∶46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时，白宫内或与总统一起旅行的人中没有一个知道它已经被劫持了。我们没有发现8∶46以前这次劫机事件曾报告给华盛顿任何机构的证据。
大多数联邦机构是从CNN得知纽约的这次撞击事件的，包括联邦航空局局长简·格拉韦(Jane Garvey)和她的代理副局长蒙特·贝尔杰。在他们从电视上知道一架飞机坠毁之前，
没有被告知一次被证实的劫机事件。如同我们在这一章前面的部分所解释的那样，这一机构的其他职员知道这件事。
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内部，作战副主任和他的助手开始向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通报这一事件。大约9∶00，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高级执行长官联系联邦航空局指挥中心，获取信息。尽管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收到了美航11次班机的劫机事件的通告，但却没有讨论战斗机紧急起飞的问题。
在佛罗里达州萨拉塔索，总统的车队正抵达埃玛·E·布克(Emma E Booker)小学，布什总统要在这里给一个班朗读并讨论教育问题。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告诉我们当总统的首席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首次告诉他们一架小型双引擎飞机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时，他正站在总统身边。总统的反应是认为这次事故一定是由飞行员的失误造成的。
8∶55，进入教室之前，总统与正在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通话。她回忆起首先说的是一架双引擎飞机——然后说是一架商用飞机——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并补充说：“这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总统先生。”
在白宫，当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刚刚坐下开会时，他的助理让他打开电视，因为一架飞机撞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北塔楼。副总统正在琢磨“一架飞机怎么能撞上世界贸易中心”时，他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塔楼。
在白宫的其他地方，一系列9点会议正要开始。由于缺乏这次撞击不同于一次事故的信息，这些白宫官员一边关注着新闻，一边按正常日程展开工作。
政府机构获知消息
当他们得知第二架飞机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时，几乎所有的白宫人员都告诉我们，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次事故。美国特工处在白宫周围启动了一项安全加强措施。发布这些命令的官员并不知道还有另外被劫持的飞机或一架这样的飞机正在飞向华盛顿的途中。这些是因为纽约被袭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联邦航空局和白宫间的远程电话会议
联邦航空局、白宫和国防部各自于9∶30前启动了多机构远程电话会议。因为如果没有——至少在10∶00以前——这样一个联络联邦航空局和国防部两个部门中的负责官员的远程电话会议，就不能有目的地联合军方和联邦航空局对劫机事件做出反应。
大约9∶00，联邦航空局的安全人员与包括国防部在内的几个机构建立起一个劫机事件远程电话会议。参与会议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的官员告诉我们因为信息非常零散，所以只是定时接听电话。负责电话会议的联邦航空局主管还回忆到军方在五角大楼被撞之前只是暂时地参加一下。两人都认为在协作应对9·11攻击上这些电话会议没有起到作用。代理副局长贝尔杰事后得知那天早上军方并没有参加电话会议，感到非常灰心。
在白宫，一直参与反恐怖主义的总统特别助理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在白宫时局值班室管理这个电视电话会议。日志显示这个会议于9∶25开始，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司法部和国防部等部门以及联邦航空局和白宫隐蔽所。联邦航空局和中央情报局9∶40加入会议。大约9∶40，白宫电视电话会议讨论的第一话题是总统、白宫和联邦机构的具体安全问题。随后大家立即被告知一架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我们没有发现有关证据表明电视电话会议的参与者们预先得到任何关于美航77次班机被劫持而且正向华盛顿飞来的信息。实际上令我们不解的是当9∶37五角大楼被撞时，这个电视电话会议已经全面开始了。
格拉韦、贝尔杰和其他来自联邦航空局总部的高级官员在不同的时间参与了这个电视电话会议。我们不知道国防部谁参加了，但我们知道在最初的一个小时内没有一个人来处理这场危机。至少在最开始的一个小时内，没有一条在白宫电视电话会议上传达的信息传给全国军事指挥中心。一个证人回忆说：“似乎是有几个平行的决策程序在进行：一个是由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组织的……还有一个是这个(白宫电视电话会议)……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正在争夺指挥、控制和决策的地点。”
10∶03，这个会议收到更多失踪飞机的报告，“高空中2架可能是3架”，并得知华盛顿上空有空中战斗巡逻。会议上展开了关于作战规则的讨论。克拉克报告说他们正向总统请求授权击落飞机。这一授权的批准于10∶05传来，但这一命令在总统与五角大楼更多的直接联系中已经被传达了。
五角大楼远程电话会议
在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内部，负责管理的副部长立刻想到第二次攻击是恐怖分子袭击。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在类似紧急事件中的任务是要召集相关部门，建立国家司令部——总统和国防部长——与那些命令执行人员之间的指挥链条。
9月11日早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正在五角大楼与一些国会成员吃早餐。然后他回到办公室开始他的每日情报简报。在简报期间部长被告知纽约的第二次袭击事件；他继续这一简报，同时等待更多信息。五角大楼被袭击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前去停车场协助救援行动。
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内部，负责管理的副主任召集了一个全面的“重大事件”会议。9∶
26这个会议从一个简要概述开始：两架飞机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一架被确定是被劫持的美航11次班机，奥蒂斯战斗机已经紧急起飞。会议要求联邦航空局提供资料更新，但因联邦航空局没能参加这一通话，线路没有回应。1分钟后，这位主任说刚刚确认美航11次班机仍在空中，正向华盛顿特区飞来。他指示将会议变为一个空中威胁电话会议。北美防空司令部确认美航11次班机正在空中向华盛顿飞来，开始发布这条来自联邦航空局的错误信息。大约9∶34，这次会议结束。
9∶37，这个空中威胁电话会议继续召开，持续了8个多小时。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和国家安全顾问代理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在不同时间参加了这个远程电话会议，还有来自白宫地下避难所的军事人员和空军一号的总统军事副官。
包括联邦航空局在内的接线员们紧张地工作着，但他们遇到了设备问题并且难以查到安全的电话号码。北美防空司令部于10∶03前在这个远程电话会议中三次要求确认联邦航空局已经出席了会议。最终于10∶17接通电话的联邦航空局代表并不熟悉或不负责劫机事件，无法接近决策者而且没有为联邦航空局的高级官员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证明在这一危机时刻，佛罗里达或夏延山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最高司令官联合其联邦航空局总部的搭档以交流信息，并组织一个共同的反应行动。低级官员临时准备起来——比如，联邦航空局波士顿中心在第一次劫机事件后绕过指挥链直接联系东北防空部。但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却依赖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的空中威胁会议，在会议的前48分钟内联邦航空局并没有参加。
9∶39，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负责管理的副主任，一位军官，公开了从刚被袭击的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他开始说：“一次针对北美的空中袭击可能正在进行。北美防空司令部，什么情况？”北美防空司令部说他们收到互相矛盾的报告。它的最后一条信息是“一架可能被劫持的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正在到华盛顿特区的路上”。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报告了五角大楼旁边一座购物商场被撞击事件并要求国防部参加这个会议。
9∶44，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会议上简要介绍了三角洲航班1989次可能被劫持了。两分钟后，参谋处报告他们还在试着联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迈尔斯(Myers)。副主席于10∶00前不久加入会议；国防部长10∶30前不久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正在国外。
9∶48，来自白宫隐蔽所的代表询问是否有另一架被劫持飞机的迹象。副主任提到三角洲航班并推断说“这应该是第四架可能被劫持的飞机”。9∶49，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官指示所有战斗机进入战斗状态，全副武装。
9∶59，一位在白宫军事办公室工作的空军中校参加了会议，他说刚与副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交谈过。白宫要求(1)执行一贯的政府策略，(2)战斗机护卫空军一号，(3)华盛顿特区上空的战斗机空中战斗巡逻。
到10∶03，当美联航93次班机在宾夕法尼亚坠毁时，会议没有提到它被劫持，联邦航空局也还未能参加到这次远程电话会议中来。
总统和副总统
当9∶05安德鲁·卡德低声对总统说“第二架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的另一塔楼，美国正在遭受攻击”时，总统正坐在一间教室里。总统告诉我们他的本能是要保持镇静，而不是让全国人们在危机时刻的一瞬间看到他激动的反应。媒体站在那些儿童身后；他看到他们的电话和寻呼机开始震动。总统觉得在更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前，他应该表现出他的力量和镇静。
总统在随后的5到7分钟内留在教室里，同时那些儿童们继续朗读。然后他于9∶15前不久回到了一间储藏室，在那儿接受工作人员的简要报告并看到了电视信号。随后他与副总统切尼、赖斯博士、纽约州长乔治·帕塔奇(George Pataki)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通话。他决定在离开学校去机场前发表一个简短声明。美国特工处告诉我们他们非常希望将总统转移至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并不认为有必要跑到户外。
在9∶15至9∶30之间，在总统与他的首席顾问商议演讲辞的同时，工作人员正忙碌地安排返回华盛顿。这一段时间内，这个团队中没有一个人收到关于另一架飞机被劫持或失踪的信息。工作人员与白宫时局值班室保持着联系，但据我们所能做出的结论，总统身边没有一个人联络五角大楼。工作重点集中在总统的全国声明上。这一时间内唯一做出的决定就是返回华盛顿。
总统的车队9∶35离开，在9∶42到9∶45间到达机场。途中总统得知五角大楼被攻击。他登上飞机，要求美国特工处保护他家人的安全并打电话给副总统。根据这次电话的记录，大约9∶45时总统对副总统说：“听上去好象我们遇到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我知道了五角大楼的事。我们正处于战争中……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大约在这一时间，卡德、美国特工处领导人、总统的军事副官和飞行员协商空军一号的目的地。美国特工处特工强烈地感到华盛顿的形势对总统返回那儿是非常不稳定的，卡德同意这个观点。总统强烈要求返回华盛顿，不同意去别的地方。在空军一号将要起飞时、总统与副总统还在协商，对这一问题还未做出决定。副总统回忆他力劝总统不要返回华盛顿。空军一号在没有任何固定目的地的情况下于大约9∶54启程了。目标是升空——尽可能地飞高、飞快——然后再决定去哪儿。
9∶33，里根国际机场的控制塔管理员接通美国特工处的热线，告诉特工处管理中心“一架飞机朝你方飞去，并未没有与我们联络”。这是美国特工处收到的第一个关于白宫受到直接威胁的特别报告。这一时间内没有采取行动转移副总统。接到电话的官员解释说：“当控制台通知一架飞机转向南方朝里根国际机场飞来时，(我)准备按下警报按钮。”
9∶34，远离白宫的美航77次班机开始转向南方。在转向西并开始盘旋往回飞之前，它大约向南飞行了1分钟。就在9∶36前，这一消息促使美国特工处立即命令转移副总统。特工人员们推着他离开椅子，告诉他必须到掩体去。副总统于9∶37进入通向避难所的地下隧道。
副总统切尼和特工在隧道中一个有安全电话、一条长椅和电视的区域停下来。副总统要求与总统通话，但电话接通需要时间。他在隧道内得知五角大楼被撞，并通过电视信号看到从那座建筑物上升起的浓烟。
美国特工处记录了切尼夫人于9∶52到达白宫，她在隧道里与丈夫会合。根据同时期的记录，9∶55副总统正在与总统通电话，通告3架飞机失踪，1架撞击了五角大楼。我们相信就是在这个电话中副总统力劝总统不要返回华盛顿。这个电话结束后，切尼夫人和副总统离开隧道，来到白宫隐蔽所的会议室。
美联航93次班机和击落命令
9月11日早晨，总统和副总统通过一系列电话而不是一条开放的通讯线路保持联系的。总统告诉我们他对那天早晨简陋的通讯条件感到十分灰心。他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联络到关键官员，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通向白宫隐蔽所会议室——还有副总统——的线路一直是切断的。
副总统记得就在进入隐蔽所会议室后打电话给总统。关于副总统何时到达避难所会议室的证据十分矛盾。我们根据现有证据推断副总统在10∶00前不久到达会议室，可能是在9∶58。副总统回忆在他到达后被告知空军正试图在华盛顿上空建立空中战斗巡逻。
副总统开始打电话给总统讨论空中战斗巡逻的执行规则。他回忆说他感到除非飞行员收到在飞机拒绝转向时他们能否授权开火的命令，否则实施空中战斗巡逻也没有什么用处。他说总统制止了这一想法。总统说他记得有这么一次通话，而且那次通话让他想起他做战斗机飞行员的日子。总统向我们强调说他授权击落被劫持的飞机。
副总统的军事副官告诉我们，他相信副总统就在进入会议室后与总统通话，但他没有听清他们说什么。在副总统进入后不久来到会议室的赖斯坐到副总统身旁，她记得他通知总统：“先生，空中战斗巡逻已经开始。先生，他们想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然后她回忆听到他说：“是的，先生。”她认为这次通话在他们进入会议室后持续了几分钟，可能是5分钟。
我们认为这次通话发生于10∶00至10∶15之前的某个时刻。在反映那天早晨其他重要事件的资料来源中，没有关于这次通话的文件记录，但相关的资料来源并不完整。附近的记录人员，如副总统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Scooter Libby)和切尼夫人，没有记录下副总统进入会议室后总统与副总统之间一次立即的通话。
10∶02，避难所的发报机开始接受来自10∶03∶11的报告，一架归航的飞机——假定被劫持了——正朝华盛顿飞来。这架飞机是美联航93次班机。美国特工处直接从联邦航空局得到这个消息。联邦航空局可能在显示器上一直跟踪美联航93次班机的飞行，它显示的是飞机计划飞往华盛顿的路线，而不是实际的雷达反射。因此美国特工处采信了这些图像，并不知道飞机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坠毁了。
10∶10至10∶15之间的某一时刻，一位军事副官告诉副总统和其他人这架飞机在80英里外。副总统切尼被授权处理这架飞机。据斯科特·利比所描述的他的反应是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在它决定转向时击毁它”。副总统授权战斗机与这架飞机交战。他告诉我们他的授权是建立在先前与总统对话的基础上的。这位军事副官几分钟后返回，大约在10∶12至10∶18之间，说飞机在60英里外。他再次请求授权作战。副总统再次同意。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舒亚·博尔滕(Joshua Bolten)在会议室桌旁。博尔滕目睹了这些交流，在他称为“一段安静的时刻”后，建议副总统与总统联系，确认作战命令。博尔滕告诉我们他想确保总统得知副总统执行了这一命令。他说他先前从未听到过总统讨论过此类问题。
据记录，副总统于10∶18打电话给总统，通话两分钟获得了这次批准。在空军一号上，总统的新闻秘书正在做记录；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10∶20记录了总统告诉他说他已经授权在必要时击落飞机。
几分钟过去了，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坠毁的消息传来。避难所中的人想知道这架飞机是否是依照这一授权被击落的。
在大约10∶30，避难所开始收到另一架被劫持飞机的报告，这时它在5到10英里外。因确信他们只有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副总统再次传达与飞机“交战”或“摧毁”它的授权。10∶33，哈德利告诉空中威胁电话会议：“我需要传话给迪克·迈尔斯(Dick Myers)，我们的
10∶39，副总统在空中威胁会议上给国防部补充资料：
副总统：我这儿至少有三个实例，我们收到飞机迫近华盛顿的报告——两架确认被劫持了。根据总统的指示，我已经授权将其击毁。喂？
国防部长：是的，我明白。你将命令给谁了？
副总统：命令通过白宫的(管理)中心传达出去，从这个(避难所)。
国防部长：好吧，让我问一个问题。这个指示传达给那些战机了吗？
副总统：是的，传达了。
国防部长：那么现在这里有好几架战机收到了指示？
副总统：是的。我认为他们已经击毁了几架飞机。
国防部长：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被告知一架飞机坠毁了但没收到一个飞行员报告是他做的。
按这次交流显示，击落命令首次被传达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没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他从停车场赶回办公室(在办公室与总统通话)，然后到执行支援中心，在那儿参加了白宫的电视电话会议。他于10∶30前不久赶往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为了与副主席迈尔斯会面。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告诉我们10∶39与副总统会谈时，他刚收到形势通告。他最关心的是确保飞行员清楚地理解他们的作战规则。
副总统在其简报中错误地认为击落授权已经由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示传达给飞行员。但到10∶45时，盘旋在纽约上空的另一组战机收到了完全不同的作战规则。这些战机从属于哥伦比亚空中国民警卫队113联队，响应从美国特工处传达的信息，从马里兰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第一架安德鲁斯战机于10∶38升空。
戴维·维尔利——113联队的指挥官——在收到要求战斗机升空的间接报告后，联络美国特工处。一位美国特工处特工一个耳朵接听一部电话，一个电话连接维尔利，另一个连通的是白宫的同事。特工处发布了据这个白宫特工说是从副总统处得到的指示。对维尔利的指示是让战机升空，命令他们保护白宫并击毁任何威胁首都的飞机。维尔利将军按军事术语将其翻译成“自由开火”飞行——这是指由驾驶舱决定开火或者在这次事件中由指挥飞行员决定开火。他将这些指示传达给于10∶42升空和随后升空的飞行员。
然而当安德鲁斯战机执行自由开火——一个许可的作战规则的同时，按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示，从兰利紧急起飞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未收到过任何形式的战斗命令。总统和副总统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军事指挥链之外，应美国特工处的要求，安德鲁斯的战斗机已经紧急升空了。没有证据表明，9月11日早晨，北美防空司令部总部或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军事官员知道安德鲁斯的飞机正在空中并执行不同的作战规则。
假如？北美防空司令部一直认为如果乘客没有导致美联航93次班机的坠毁，军方也能够阻止它接近华盛顿特区。这个结论基于一个我们现在知道是不正确的事件的描述。兰利的战斗机紧急起飞并不是为了应对美联航93次班机；北美防空司令部没有47分钟的时间来拦截这架飞机；北美防空司令部甚至直到其坠毁后还不知道它被劫持了。因此，重新审议美联航93次班机是否本来会被拦截是适当的。
即使美联航93次班机没有在10∶03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我们估计它也不可能在10∶13之前到达华盛顿，它可能于10∶23前到达。这一时间段内只有一组战斗机盘旋在华盛顿上空——兰利的F-16。它们全副武装，受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在东北防空部10∶07得知飞机被劫持以后，北美防空司令部有6到16分钟的时间定位这架飞机、接收击落它的命令以及将命令通知给飞行员，飞行员们还必须鉴定这个命令、拦截飞机以及执行这一命令。
在这一时间点上，兰利的飞行员不知道他们面对的威胁，不知道美联航93次班机在哪儿，也没有得到击落的授权。
首先，兰利的飞行员从未被告知他们紧急起飞的原因。指挥飞行员解释说：“我回想到俄国人的威胁，……我认为是来自大洋的巡航导弹的威胁。你向下看，看见五角大楼在燃烧，我以为那些杂种偷袭了我们……你看不到任何飞机，也没人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这些飞行员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使飞机转向，但不知道这种威胁来自被劫持的飞机。
第二，东北防空部没有关于美联航93次班机方位的准确信息。大概联邦航空局提供了类似的信息，但我们不知道这花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东北防空部定位目标需要用多长时间。
第三，东北防空部需要传达命令给飞行员。10∶10，华盛顿上空的飞行员特意说：“无权开火”。击落授权于10∶31首次传达到东北防空部。可能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官在未经副总统通知授权的情况下下达了击落命令，但根据决定击落一架商用飞机的严重后果，以及北美防空司令部不要犯错误的警告，我们也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靠不住的。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官员们认为他们本能够拦截并击落美联航93次班机。我们不能确定这一点。我们确信的是国家应感恩于美联航93次班机的乘客。他们的行动拯救了其他无数人的生命，也可能使国会大厦或白宫免于被破坏。
9月11日早晨所发生的细节是复杂的，但他们反映出一个简单的主题。在2001年9月11日，北美防空司令部和联邦航空局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对抗美国的攻击形式。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中努力战斗，临时组织起一场本土防御战，来对抗一个他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而且是从未受训应对的空前的挑战。
那天早晨10∶02，在纽约州罗马城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东北防空部中，一位值勤机组指挥官的助理正在指挥中心的基层与同事一起工作着。在匆忙的思考后，他被记录下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场新型的战争。”
他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正确的。但这场斗争不是从9月11日开始的。若干年前就有人宣布了这场战争，最著名的是1998年传真到伦敦一家阿拉伯语报社的宣言。美国人几乎没有注意到它。这份传真发自数千英里外一个沙特流亡者的追随者们，他们聚集到了这个地球上最遥远、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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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
5月
2008
残废的苦命太监：皇帝眼中的可用“女人”
在明代以前的书籍里，很难找到有关阉割的详细记载。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谈》、吴长元《宸垣识略》，以及孙静庵《栖霞阁野乘》等书中的资料，都是文言文，记述极简。将这些资料有些改写成白话文，有些仍用原文，节录如后。
《浪迹丛谈》说：
阉人隶籍河间者多。男子至十五六岁发育时，有愿阉割者，先饮以酒，酒淡而性猛，饮至十分沉醉，或竟昏倒，然后将其仰缚于条凳，凳置诸盛石灰之大盆中，仰缚则恐其挣扎，石灰则用以吸收流血。将阴部涂满药油，油即*也。部署既定，即以利刀沿*之根，环而割之，深度须有技术，尤以*下部及近卵处为最难割，因筋多极易致命也。割后即取去其茎之海绵体，全茎只剩二管，须用钳钳，否则缩入体内即死。一管为输尿，一管为输精，精管盘曲而纳入体内，尿管则剪去之，遂敷以止血之药。包扎毕后，须四五日不饮不食，半月不得见风，居室四壁，糊以重纸，盖见风即有性命之虞。月余结痂收口，竟成一孔，卵亦缩至细小。然俗有“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之语，盖言三年五载后，或须再行阉割，实则恐手术不佳，未能根除，故每隔三五岁，必验察一次，看是否有凸肉长出，长则再割之，其手术亦较易矣。又云：阉人近女，每喜手抚口啮，紧张移时，至汗出即止，盖性欲至此已发泄净尽，亦变态也。
《宸垣识略》今译成白话文：
阉割者，负责处理愿做太监者的“祸根”。这种专门手术的程序是这样的，愿意净身入宫做太监的人，必须要有地位的太监援引，然后凭证人立下“婚书”，把自己当成“女人”那样“嫁”到皇宫里去。“婚书”必须是自愿具结。这才请来阉割者，进行施手术的预备工作，选上一个好日子，把净身者关在房间里。
那房间必须密不透风，让净身者先清理大小便，然后把他锁在房里。在这段禁闭期间三四天内，绝对不能进饮食，免得排泄的秽物沾染手术后的创口，致使手术恶化，危及生命。房门之所以要密不透风，也是为了净身者的安全。这样经过三四天之后，就正式阉割了。
受割的人，被蒙上眼睛，尽除衣裤，手足绑得结结实实，活像个“太”字。还有人抓牢他的头发，抓紧他的胳膊，压着他的腰部，防止他因痛极挣扎，流血过多而呜呼哀哉。
操刀者先要问：“这是自愿净身吗？”受割者说：“是。”又问：“假如你反悔，现在还来得及!”答道：“决无后悔。”“那么你绝子绝孙，可和我毫无干系罢？”接着又说：“毫无干系了！”
例行话问完，担任介绍人的太监把“自愿阉割书”循例念了一遍，于是开始动手术。受割者的两腿是分开的，手术刀从卵囊连同*一刀割净，马上在创口敷上防腐止血药，同时将一根药捻插进尿道口，迅速包扎起来，手术就完成了。
被割下的*、*，装在石灰粉盒里，一方面是防腐，主要是吸收血液水分使它保持干燥，然后用湿布揩抹干净，再在香油中泡若干时候，等油渗透了，把它装在丝棉衬里的小木匣中，加以密封包裹，择一个黄道吉日，送进受阉者的家祠，把那藏有“不文之物”的木匣，放在正梁上。将来那个太监老死时，当他的遗体入殓，还得把那“陈年油鸟”从正梁上“请”下来，缝在死者的私处，那份“自愿阉割书”同时在灵前焚化，使死者“恢复”男人身份，在九幽地府，可以有面目见祖先父母。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父母决定要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做太监。这就更残忍了。孩子还在襁褓中时，由“特种”佣妇带他。所谓“特种”佣妇，是因她兼擅一种特别手术，轻巧地捏揉幼儿的小*，也就是渐渐地破坏他的生殖机能，长大后绝不产生生命的原素(精液)。经过这种残忍的手法后，这个孩子的生殖器便渐渐地萎缩，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显出女性特征，没有喉结，双乳突出，臀部隆起，声音尖锐，行动扭捏，而达到太监体型。
年轻太监身上往往有一种臊味，原因是输尿管不能控制，因此往往遗尿；白天内急时，尿液流出体外，浸湿了裤子鞋袜，随着他的行动，在地上留下痕迹。宫中的人见怪不怪，负责管理的老太监，经常用棒揍他。工作轻松的太监，自然会及时洗澡，换上干净的裤袜；工作繁琐的太监，顾不得遗尿，唯有等它“阴干”，到晚上已累得筋疲力竭，倒头下去便睡到天亮，因此身上总是臭烘烘。
太监的行动异于常人，由于臀部和大腿的皮下脂肪增加，所以他们行动时的重心，由胸移到腰部，像女人一样，双腿紧接，脚尖向外呈“八”字形，步伐短而快。他们的行动，是明显的身份标志。旧时唱旦角的男伶，如果台上的身段变成生活习惯，平常的行动举止，也扭扭捏捏的，这种形态就和过去的太监差不多了。至于老太监的行动，则像穿上男装的老太婆一般。
《三代见闻录》中有“内侍”一节，今录于此：
太监俗名为老宫，而面称则尊之为公公，皆天津三河县籍，多水患以致地瘠人贫，不易为生，遂不惜而出此途。例由内务府挑选，皆自幼净身，其势则腊而藏之，及该人毙时，如欲得全尸以葬，则须以重金购之。凡太监自愿入宫当差，然后分别投师父，依其教习，相当期间后，始能合规矩应承。盖宫内各事虽皆分任专责，然一举一动皆有定则，不可逾越。例如理发一事，外间皆以左手抚头，右手持刀而剃；宫内仅准以一手持刀而剃，盖王者之头颅不得触犯，则其练习之困难，可见一斑。清初未入关时并无内侍，及入关后鉴于明朝亡于内侍，故对于内侍管制特严。
我在《京都杂事记》中，查到一段清代的记载，牵涉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说的是安德海私自出宫，被丁宝桢就地正法，中间还说到安德海曾经阉割而未净。
安德海之狱，为清季宫闱隐事，传说异闻甚多。安为直隶南皮人(凡太监一业，多数由直隶河间、献县、南皮等处的人充任，视为专业)，传说入宫未曾净身，因得慈禧后的欢心，渐渐骄纵起来。恭亲王奕罢议政王权，即为安所中伤。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奉慈禧后命赴广东，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奏发，奉旨就地正法。
据薛福成《庸庵笔记》云：
其秋，安德海果出都，公(丁宝桢)即奏闻。奉上谕：丁宝桢奏太监安德海矫旨出都，舟过德州，僭无度，招摇煽惑，声势赫然，着直隶、山东、江苏总督巡抚迅遴干员，严密擒捕，捕得即就地正法，毋许轻纵。而丁公初具疏时，闻德海已南下，亟檄知东昌府程绳武追之。绳武驰骑烈日中，踵其后三日，不敢动。复檄总兵王正起发兵追之，及泰安，围而守之，送至济南。当是时，朝旨尚未到，而安德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织龙衣赴广东，汝等自速戾耳，官吏聋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杀之，虽获重谴无憾，然当时泰安知县何毓福长跪力谏，请少待之。会朝旨未至，乃以八月丙午夜弃安德海于市中，支党死者二十余人……方丁公奏上朝廷也，皇太后问恭亲王及军机大臣法当如何？皆叩头言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请令就地诛之。醇亲王亦以为是。命既下，天下交口称颂。
薛福成是当时名臣，自然不敢直书朝廷隐事，于词句中已可见到微意。否则，一区区太监之被诛，何以当时中兴功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均为之喝彩呢？(按《庸庵笔记》：“伯相合肥李公阅邸钞，矍然起，传示幕客，呼丁公字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语福成曰：‘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
安德海伏法之后，裸尸暴市于济南府三日，以释天下的猜疑。然而所暴者并非安的真身，而为安的随行小太监！相传因暴尸一举，慈禧后深德丁宝桢不已。
杀安太监的固然是丁宝桢或同治帝及孝贞后(即东太后)，然实际上执行此刑罚的，却是顺治所立内十三衙门铁牌。《清宫词》有诗咏其事云：
铁牌深铸未曾刊，矫诏俄闻遣内官。
祖训辉煌齐典宝，圣明中外仰慈安。
注云：“国初鉴于前明祸，世祖时特铸铁牌谕十三衙门，立于神武门内，于以防微杜渐者，垂训綦严。同治己巳，有蓝翎太监安德海者，伪称奉命至苏州采办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东，骄纵不法，道路震骇。巡抚丁宝桢派员拿获至省，具奏请旨。孝贞皇后平日用人行政，悉委之孝钦皇后，不轻发言，独于此案，力持大体，谓宜遵守祖训，就地正法，不可轻纵，一时中外交相称颂。德海既伏诛，宝桢令陈尸三日，其随从太监苏拉镖手，均斩绞发黑龙江如律。”
一八七○年，有个英国官员史汀德在北京实地采访，把阉割方法记得很详尽。文中说：
手术的地方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叫厂子，位于紫禁城的西华门外。里面有数名刀子匠，他们没有固定薪水，却是政府认可的专家。他们的职业就是制造宦官，手术费每人六两银，负责到完全治好。可是来求自宫的人都是穷人，大多数无法付现金，因此只要有保证人，手术费可以事后补交。但无论任何情形，没有保证人，刀子匠决不肯动手。
每位刀子匠都有数名徒弟，而且这些徒弟都是自己的族人，这行职业是世代相传的。
接受手术的人先半卧于炕(温床)，一名徒弟拿腰，二名徒弟捉脚，刀子匠就站在自宫人的面前，口念“后悔不后悔?”重复数次，如见对方有犹豫的神色，手术就不进行了。如果意志甚坚，刀一闪，宦官就形成了。
手术的方法：先以白布或绷带紧扎被手术人的下腹部和双股的上部，以高温的辣椒水小心洗涤即将手术的部位，再以微弯如镰刀状的小刀，连同*及*一起切断，再以白蜡针插进尿道栓紧，伤口以浸过冷水的纸覆盖，小心翼翼地包扎好。以上的程序都完成后，再由二名刀子匠搀扶被手术的人在房里踱行二三小时后，才允许躺卧。
手术后三天内不准喝水，据说由于干渴和伤痛，其间必须忍受非常的痛苦。三天过后，拔掉白蜡针的栓，尿如喷水涌出。如此便大功告成。如情形非如此，便只有苦闷地等待死亡的来临，谁也无法伸出援手。可是这种残暴的方法几乎没有失败，依照调查多年的资料，只有一名三十岁的男子失败过。
手术后约经百日，伤口痊愈。然后送到王府学习宦官的实务。一年后再移送宫城，开始新的职务。
关于切断物的处理，史汀德也有奇奇怪怪的报道：
这种不文之物，切断后叫做“宝”，经过刀子匠施以某种加工，再放入约一立方公尺(即一立方米——编注)的容器，安置于密闭的高棚，这叫“高升”。象征此物的原主出人头地，居于高位。而原主或亲戚要求归还时，再行取回，此时也一样必须小心翼翼地行“高升”之礼。
保存“宝”，具有以下两种理由。一是宦官要晋升时，必须交验自己的“宝”，让上级宦官“验宝”，否则不能晋升。这种“验宝”的手续往往带给刀子匠极大的利益。本来“宝”的所有权当然属于手术者，但经过手术之后，往往不小心或不注意，马马虎虎忘了索还自己的“宝”。自然而然，被视同放弃权利的“宝”也就归刀子匠所有。等到时过境迁或晋升机会来临，再向刀子匠要时，已经是别人的东西了，据说有时要付出多达五十两银赎回。其中也有人虽带在身边，却因不小心遗失或被偷，只有再向刀子匠买别人的，或向同伴借，当然必须付出一笔租金。“宝”的确具有其“宝”的价值。
保存的第二理由是宦官死后入棺埋葬时要用的。当然并非非“宝”不可，也可用代用品。宦官们必然也希望以堂堂男子汉的姿态回去，因为中国人相信阎王讨厌残废的人，尤其看见男子而没有“宝”的人，来世会把他降生为雌骡。因此要瞒过阎王，以便逃避可怕的命运。
在我收藏的资料中，又寻出一篇文字，不知出于何人手笔，但是他写的内容，有若干情况，为他人所未道者，节录如下。
太监是一种畸形的人，随专制王朝的覆没而绝迹，但是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对他们怀着一份好奇的心理，甚至还想寻找一个太监来，与他谈一次，最好看一看阉后的情形。
首先，很多人都想知道太监在割去*以外，是否还连带把所叠出的部分，就是肾囊与*，也一并阉割？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假如斩草不除根，何以太监的容貌会全变，胡须会消失，甚至声音也会女性化呢！所以很自然的，在阉割以后成为男人特征的地方，当时就全部解决了。太监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自愿出嫁，就是割去了作为男人应有的部分以后，终身嫁给宫廷。这大抵是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眼前的生活，也为了以后如其能受到宠幸，会有表面上的尊荣富贵，皇帝假以辞色，大臣曲意趋承，于是不惜以霎那的生死与一生的幸福作为孤注。大抵自幼出嫁的，年龄都需要在十岁以内，由家长选择一个在宫内有势力的老太监，拜他为师，经他的同意，为他阉割。幸而不死，就介绍入宫，最初做些宫女们体力不胜的杂务。另一种是所谓半路出嫁，绝大部分是犯了死罪的不法之徒，被官厅追捕得无处为生，于是投身做太监。
阉割的手续惨绝人寰。这个手术要在一间密不通风的暗室中进行。受阉割的人事前要饿着肚，还要把体内的大小便尽量排泄一空。室内有一张床，把这人的手脚牢牢地绑在床柱上，生殖器与连带的一串，用丝线笼住缚好了，联系到屋梁上的一架辘轳上面。施手术的人当然是个有经验的老手，持着一把锋利的剃刀，从肾囊下面往上轻巧地一割，手法要熟练利落，操刀一割，连串的*、肾囊以及*，立刻与身体分离，司辘轳的人配合着施手术的动作，把这一堆废物，立时吊了上去，使不文之物与这个未来太监身“首”异处。然后再放下来，用药末拌杂投入一个瓷坛中，留着等他死后，还要与臭皮囊放入棺中，方才算是全尸。
受阉的人经此一割，受不住剧痛，立刻就发出惨厉的呼声，惨厉得像鬼叫，让听到的人为之毛骨悚然，惨叫一声以后，人也随着昏厥过去了。施手术的人接着用高粱酒在阉割处洗涤，并且还用烧红的烙铁烙向受创的部分，这大约是消毒的作用。最后用一根药捻通入割去后留着的洞内，外面更为他敷上药末，初步的手术，到此完毕。
受阉以后几天都不能进饮食，任由他终日呼叫，时厥时醒。经过五六天的时间，施术的人再把他插入洞内的药捻拔出，假如随着能放出小便，那才算手术顺利；否则，不是内部在发炎，就是给疤阻塞了尿道，小便不通，就会胀死。
成为一个太监，当时既经过了这样残忍的方法，以后又终身成为一个残废的人，再也得不到人生的正常乐趣，所以历代的宦官，性情不是变得暴戾就是变得阴险，主要是由于生理上的影响。而且太监入宫以后，是一个十足的奴才。许多长得清秀一些的小太监，当皇帝年幼时，在一起嬉戏；等皇帝发育了，在大婚之前，不敢与宫中的宫女们乱搞性关系，因此宫廷中遂多断袖之事，太监的后庭就成为幼皇发泄性欲的工具。清废帝宣统溥仪在集中营的谈话，就自承小时因曾与小太监们那样耽玩过度而戕贼了自己的身体。
传说太监经阉割之后，假以时日，仍会茁长。至于太监是否仍然会有性欲，可以说性欲还是有的。他们见到宫女，仍然灼灼而视，有机会还想与女人同睡，但既已失去了工具，自然无可作为了，但他们会紧紧地搂着女人，有时还疯狂得去咬啮，直到满身流着汗，力气也尽了，才颓然释手。这种冲动的情形是够惨的！
宫廷的丑闻泰半与太监分不开，主要原因是太监整日和宫中的怨女——妃嫔们生活在一起。这些妃嫔长日在宫中，生活寂寞，性方面苦闷，太监们虽然缺少主要的性器官，可是到底他们还是男人，妃嫔们为了解一时的饥渴，至少也有聊胜于无之感。
太监实际上是双性人，在妃嫔宫女之前，他们是不能用的“男人”；在皇帝面前，他们又是可以用的“女人”。历代宫廷中的同性恋都是如此产生的。
一
12
5月
2008
灾难记忆：“怪兽”将半个印尼夷为平地(图)
灾难让印尼班达亚齐成为“死城”。
从震源冲撞出去的海啸犹如万马奔腾的怪兽，瞬间把百里之遥的亚齐省多个城镇和岛屿夷为平地。班达亚齐哀鸿遍野，数以千计尸体横陈处处，古色古香的城镇早已变成人间炼狱。在市区里，肿胀虫蚀的尸首随处可见，扑鼻而来的是腐烂后发出的恶臭，在倒塌建筑的残墙败瓦中有无数残肢……这是对海啸过后印尼受灾地区的描述。
在回到市区的途中，中国游客张海峰被路上看到的一切惊呆了。事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随处可见破碎的房屋残骸、漂浮在海里的汽车以及无数的尸体。
“我完全是无心做的统计，因为座位是靠窗的。在一条大约3公里长的路上，我数了数，多达31具尸体。他们姿势各异，皮肤颜色也不一样，看得出来，他们都很痛苦。”
26岁的张海峰说，自己长这么大没有哭过几次，有印象的只有奶奶去世那年，他曾经号啕大哭。“但看到眼前的一幕幕，我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抱着身边的同事大声地哭了出来。”
“Oh，my God！”(噢，我的上帝啊！)和“Where is……？”(……在哪里？)是张海峰当天听到的最多的两句话。
“人间炼狱。”张海峰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强调当时他所看到的情况，“血腥味弥漫着整个空气，其实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被海浪吞噬的孩子，他们的尸体看上去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尸体仍四处可见，处处传来阵阵尸臭，挖土机不断挖出死者，抬着尸体的救援人员，不断与在现场报道的记者擦身而过。可以看见不少尸体仍然在淌血，往日引人流连的美丽海滩和码头，现在堆满了准备运走的死尸。摄影记者起初一见尸体便拍照，到后来都懒得再举摄像机。
在酒店的顶楼上，随处可见头皮被削掉的死去的人。“这些尸体有可能是被海浪抛过来的，也有可能是被风卷上来的。我们都是踩在尸体上走过去的，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尸体比较少的地方蹲了下来。在我身边不远处躺着一具尸体是一个日本或者韩国人模样的女孩子，她的身体完全扭曲，几乎已经被折叠过来了。她的手臂已经成360度旋转，两条腿也拧在了一起。她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嘴角还挂着一丝笑容，可能她死前一分钟还在快乐地度假。”一位游客惊恐地说。
当地时间1月10日，一盘记录了海啸袭击印尼亚齐省的录像带第一次公布于世，这盘录像带摄录了海啸是如何吞没亚齐省的一条繁华街道的整个过程——黑褐色的水流弥漫了整个街道，卷走了所有的车辆，人们拼命地爬到建筑物上躲避灾难。
这盘录像带是由一位名叫哈希姆的婚礼录像师拍摄下来的，首先在雅加达的一个商业频道播放出来。哈希姆抓拍下了12月26日发生在印尼的这次可怕灾难。录像开始于印度洋地震后的几分钟，一共持续了几个小时，拍下了无数人逃难的场景。美联社的电视新闻将这盘录像带在全世界范围内播放，很多有视频新闻服务的网站上也能看到这盘录像的内容。
录像开始的时候是在印度洋9.0级地震发生之后，某些建筑物已经在地震中坍塌变形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建筑看起来完好无损。人们全部涌到街头，并且爬到碎石堆上，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场更残酷的水灾在等着他们。
录像拍摄了一栋已经扭曲了的大楼，哈西姆告诉记者，有5名建筑工人当时正在一栋还没有竣工的大楼里睡觉，恐怕他们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地震过后，人们围站在倒塌的房子边，检查房屋的损坏程度，他们看起来还相当的冷静。仍然有摩托车行驶在街道上，而且没有听到拉响紧急事件的报警器。
然而，就在地震发生后的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突然，一面巨大的水墙快速地吞没了整个街道，卷起了至少有两层楼高的巨浪，巨浪里挟裹着大量的垃圾和残骸。洪水中有巨大的方形金属板、电冰箱、厚木板、餐厅的食物陈列台。巨大的洪水看上去好像一条大河咆哮着穿过整个城镇。几只大油桶被巨浪冲击弹了起来又落回水里。
哈西姆回忆说：“每个人都大声尖叫着‘水！’大家四处逃散，跑向大清真寺。”他的朋友穆纳瓦拍摄了当时的一些照片。
大水先把车辆都冲到一边，又将它们卷入水中。一位老人坐在一辆蓝色小汽车的驾驶座上，大水将他连车带人冲到了路边，接着又把他挤到了一座大楼里。录像里，他试图爬上大楼的阳台。
包括一辆运输垃圾的卡车在内的六辆汽车一起飘浮着，一棵大树也被不停息的海浪托着快速地沿着街道移动。
哈西姆说城里到处是洪水，他站在一座清真寺屋顶上拍摄录像，水大约有10英尺深，就在他的脚下奔涌而过，几乎淹到他的脚了。整个过程，他始终让摄像机保持安稳。
很难统计有多少人被大水卷走了，但是很多人都逃脱了这一劫，一些人爬到了清真寺窗子的横梁上躲过了这场灾难，很多人爬到建筑物的屋顶上，向下不可思议地看着洪水吞没了整座城市。
一
12
5月
2008
摄影师忆唐山大地震：当时许多人赤裸行走
唐禹民
唐禹民，辽宁省朝阳市人，原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转业后到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杂志社任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理事，中国体育摄影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有《抹不掉的记忆》、《体育摄影理论与实践》、《体育摄影》等。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一位年轻妇女只有一块布裹在胸前和腰间。每个行人都走得那么匆忙，面无表情，每个人心中都装有一部悲惨的家史。令人震惊的是，我没有听到一声哭泣，也没看到一滴眼泪。”
1976年7月28日的这一天，唐山市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这一场被世界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的巨祸奇劫，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一座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西方国家一些人士哀叹唐山从地球上“抹掉了”。
地震当天，我就飞往唐山，在飞机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地震消息传来的当天，我作为一名空军摄影干部，很快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清晨得知，震中确定为北京以东130公里的唐山地区。当地空军驻军在震后通讯联络全部中断。
上午9时，我同司令部有关领导及参谋人员一行7人驱车来到通县张家湾机场，登上一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里2”飞机。飞机起飞后，我的摄影工作便开始了。在机组人员的协助下，打开舱门，我系上安全带，半个身子探出舱外，手握相机对准航线经过的村庄城镇，一一拍摄下来，掌握了从北京至唐山沿线的震情。
30多分钟的空中作业，脸被风吹木了，手冻僵了，可我心里挺满足，因为我不仅拍到了照片，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一个村庄房屋破坏得非常严重，几乎全村变成一片废墟，而飞行几分钟后，临近的另一个村庄房屋却完好无损，几乎没有倒塌。再往前一个村庄又遭到毁灭性破坏。面对这种奇特景象，我问自己：地震是否以唐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向四面八方波及，“波峰”上破坏严重，“波底”里破坏较小？我不明白其中缘由，地震科研工作者应该早已掌握了这一自然现象吧？
飞临唐山机场时，天空浓云密布，地面能见度极低，尽管领航员与地面一直用无线电联络，但始终未能听到回答。因此，飞机是在几乎不具备任何飞行数据的情况下着陆的。我们所乘坐的这架飞机，是大地震后第一架降落到唐山机场的飞机。天空正下着雨，飞机滑行时跑道溅起了道道水浪。走下舷梯，一股凉风细雨袭来，我不觉打了一个寒战。指挥塔楼已断裂倾斜，电线杆拉着断线斜躺着，偌大个机场空荡荡的，见不到几个人影，完全陷入了一片瘫痪状态。
领导和机关人员到来，迅速组成了机场指挥部，调来塔台车，扯起帐篷，架起电话线、安装电台，各个环节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
为了全面掌握灾情的第一手材料，我申请了一架被称为“空中轿车”的法国云雀直升机，向东南飞行进入市区。路北区的建筑物倒的倒、塌的塌，留下的只有残墙断壁，线条清晰的完整房屋已很少见；工业区的情景更令人心寒，唐山钢铁厂、422水泥厂以及陶瓷厂已失去了往日生气勃勃的景象；飞临路南区时，能见度明显降低，地面被黄尘及烟雾所笼罩，隐约见到一大片高低不平，黄灰色的碎砖乱石，几乎所有民房倒塌，酷似一片荒无人际的大漠。
市区的几条主要道路挤满了来往的汽车、马车、自行车和行人，从空中看不出有行进的迹象。20多分钟的飞行，我将唐山整个市区尽收镜间。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
在机场南头停机坪上，空军战士们正往直升机上搬运一箱箱食品，准备空投。我随乘808号直升机飞往市区，在飞行中，我发现大部分食品是饼干，还有很多塑料袋装着馒头、烙饼。每个袋里都附着一个信封，我好奇地抽出一个，只见信封上写着：送给唐山人民。落款是：河北邢台一市民。信中写道：亲爱的唐山父老乡亲，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深知遭受地震灾害的痛苦，1966年3月邢台地震，我家破人亡，在极度悲痛之时，敬爱的周*亲临灾区视察，给了我精神力量。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也包括唐山人民的支援，使我们度过了艰难时刻，我们从废墟上爬起来，历经磨难，重建了家园。我连夜烙了几张薄饼送去，以解燃眉之急……看着这火一样炙热的书信，谁人能不动情？
直升机来到预投空域，位置大概在火车站以东，这是个人口稠密的重灾区。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地面看得一清二楚，市民们聚集在废墟上，仰望天空，双手不停地摆动着。机务人员把舱门打开，系好安全带，将一箱箱一袋袋食品投下去。我不停地按动着快门。
由于地面道路、桥梁的严重损坏，救援部队和物资受阻，机场便成了抗震救灾的生命线。指战员们顶着烈日，穿着背心裤衩，用目测指挥着飞机的起降，一天最多时起降达350多架次，共指挥了数千架次飞机的安全起落。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空运到唐山机场，机场的停机坪上堆积如山的医药、帐篷、油毡、塑料布、食品等救灾物资，又从这里用汽车运送到各区县，有些应急食品进行了空投。
7月29日，由于市区车辆无法通行，我只得从机场步行前往市区。
大地震后的唐山惨不忍睹。原来宽阔的路面已使行人难以插足，车辆无法通行。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人们，在残垣瓦砾之上用各种残余物搭起了躲避风雨的窝棚，人们后来叫它为“防震棚”。防震棚挨近路边，停放着一些用被褥包裹着的尸体。
目睹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悲哀、苍凉的情景，完全可以致人精神分裂。我参加过正规战争，战争的残酷令人怵目惊心；然而，一座百万人的城市，顷刻间遭到毁灭，夷为墟土，变成埋葬24万生灵的坟墓，唐山的灾难要超过战争的残酷千倍万倍……
人们在废墟上架起了锅灶，从路边排水沟里掏些水，捡拾一些能填口的食物，煮一煮充饥。空中飘荡着缕缕炊烟，宛若死难者的幽魂。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一位年轻妇女只有一块布裹在胸前和腰间。每个行人都走得那么匆忙，面无表情，每个人心中都装有一部悲惨的家史。令人震惊的是，我没有听到一声哭泣，也没看到一滴眼泪。
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惩罚的枪声不断响起
我在站前街拍照时，周围一些人在斜楞着眼睛盯着我并议论说：“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思照相！”“这个人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再照把照相机给他砸了！”
由于天气炎热，我没有穿军装，受灾群众不了解我的身份，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在一般人眼里，照相这玩意儿，只能在节假日和喜庆的时候才派上用场，而绝不会在大灾大难、家毁人亡的时刻拿出它来。我要想坚持拍下去，只能改变“明目张胆”的拍摄方法，采取隐蔽措施，趁人不备，快速抢拍，有时是偷偷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拍完后即刻把相机装进一个随身带的黑塑料包里。
但是这个塑料包还是招来不少麻烦，很多伤者见我背着包，都以为我是大夫，不时向我伸出手来哀求：“好大夫，给点止疼药吧！”他们求药，不是因头疼脑热，而是高位截瘫、腰椎损伤、骨盆断裂等重伤。
大伏天，酷暑热浪无情地袭击着“死亡之城”。街区道路的严重破坏和阻塞，使救援车辆开到市区边沿却开不进城里，因而使救灾工作严重受阻，灾民得不到粮食和饮水，重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停在路旁的尸体也无法运走。头两天见到的尸体，僵直、呈蜡黄色，后来变得臃肿，呈酱紫色，从被子里往外流黑水，凡是停尸的地方到处流淌着一滩滩的血水，散发着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尸体上和血水中爬满了一群群绿头苍蝇，行人经过时，便轰起一片“嗡嗡”作响的苍蝇。废墟中尚有大批尸体没有挖出来，同样散发着尸臭味，使得唐山市区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人们不得不将口罩、湿毛巾捂在嘴上。在废墟旁，铁路边，在市区通往机场3.5公里的道路两侧以及机场跑道北端，堆起了无数座坟墓，多数坟堆前都插着木牌，上面写着被埋葬者的姓名和年龄。
站前街马路上，架有高音大喇叭的广播车缓缓穿过人群，女播音员提高调门朗诵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反复播送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告，大意是，“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全体市民要保持镇静，提高警惕，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擅自进入工厂、矿山、银行、粮店、仓库、商店等地方，严禁抢劫，违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人们刚刚挣脱了死亡的羁绊，伤口尚在淌血之时，一股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这股罪恶之风是任何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令人极为痛心。
地震当初，一些人把本不属于自己的衣物、食品拿来遮体充饥，似乎还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人贪婪地把肮脏的手伸向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在路北区，我见到一个防震棚，全部材料用整匹黑白条的长毛绒覆盖着；有些人扛着整箱的香皂、牙膏、五金工具等，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我在经过靠近铁路的一个百货商店时，见到门脸儿的玻璃窗都已支离破碎，里面陈列的各色商品已荡然无存。
郊区的一些人，他们开着拖拉机、赶着小驴车，更多的是骑着自行车，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市区涌来。他们在废墟上掘地三尺，无情地掠夺无辜者的财物，遇难者的尸体也逃不过这些人的搜刮。
在这抵御天灾的非常时期，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令人悲哀，因为它严重地剥蚀和残害着善良人们的心灵。当公安人员和民兵警觉地发现抢掠者的犯罪行径时，他们从瓦砾中爬起来履行职责，废墟上空响起了枪声。枪声从不同方向传来，在告诫那些梦想发“国难财”的抢劫者。
唐山机场成了荒漠中的绿洲
7月28日下午6点40分，我正在帐篷里整理照相器材，突然，地面猛烈颠簸，发出隆隆响声，帐篷呼啦呼啦地摇晃起来。我已无力控制自己的行动，死死把相机搂在怀里。我知道这是一次较大的余震，不知几十万灾民是怎样挨过这暴风雨之夜的，又想到北京的妻子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不知安身在什么地方。唉，现在顾不了这些了！
唐山机场饮用水告急，由于地震引起地下水下降，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是糨糊糊的黄泥汤，只好把泥汤灌到水壶里，沉淀后再喝。机场北头有从全国各地空运来的堆积如山的各类食品，谁也不去动，依然嚼着分配给自己的难以下咽的那份压缩饼干。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些食品的分量。
地震发生后的头三天，是唐山市灾后最为严重的时刻。饥渴、伤病无情地袭击着人们。
“去飞机场，找解放军。”人们在危难时刻总是首先想到人民子弟兵。
灾民们把唐山机场视为荒漠中的绿洲。人们扶老携幼，用平板车拉着伤员，用自行车驮着老人和儿童，更多的人则是挑担挎篮，步履艰难地，潮水般地涌向绿洲——唐山机场。
机场的营房及四周草坪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人们为横躺竖卧的受伤者架起塑料棚，以避风雨和日晒。战士们架起了几口大锅不分昼夜地熬着米粥，饥渴的人们排着长队在粥锅旁耐心地等待着。机场唯一的水源是一池发绿了的游泳池的水。果园里，七月的青苹果如核桃大小，已被“扫荡”一空。几辆开往市区的卡车，从机场还未开出去，就被饥饿的人群拦住，爬上车强行搬运着食品，押车的战士上前劝阻，没人理睬，只顾往车下扔着一包包的饼干，战士们也无可奈何。
从全国各地调集的一万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200多个医疗队，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展开抢救工作。在机场营房的周围逐渐出现医疗队架起的顶顶帐篷，帐篷旁插着白色的红十字旗，标牌上写着：解放军总院、空军总院、上海六院……伤者在亲人的护送下，在医疗队的帐篷外边排起了长队，而且越排越长。重伤者不时发出刺心的惨叫声……
手术帐篷里，医务人员如同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做着医院里都少见的大手术。照明用的是汽灯，消毒用的是游泳池里的水……尽管广大医务人员怀有对灾区人民极端负责、极端热忱的革命精神，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仍不能挽救众多人的生命。几十具尸体停放在不远的草坪上，作为医生，他们深感痛心和惋惜。
手术帐篷外的土坑里，在血染的药棉和纱布中，堆积着截肢下来的、鲜血淋淋的胳膊、大腿、手掌……几天来我见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尸体，我没感到恐惧，然而，看到这些从活人身上截下来的残肢烂肉，顿时觉得惨不忍睹，甚至不忍心把镜头对向那里，希望它从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停放尸体的草坪上，大部分死者被装进了深灰色的装尸塑料袋里，一少部分则用棉被裹着。
遭受重创的唐山机场，此时已难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唐山由此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经国务院批准，唐山自7月30日开始了一场向全国范围内转移伤员的壮举。此时大批飞机、列车、汽车从各地陆续调往灾区。作为空中大通道的唐山机场，马达轰鸣，各种飞机呼啸着像穿梭一般，时起时落，出现了空前的繁忙景象。飞来的飞机卸下满载的救灾物资，飞走的飞机满载着负伤的兄弟姊妹。在停机坪上，可以见到十几种机型的飞机。所有飞机舱内的座椅已全部拆除，舱内地面上铺满了塑料布，伤者一个挨一个躺着，很多人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单位、姓名和年龄。一架大型飞机可载一百五六十人，小型机载几十人不等。两天后，运送伤员的秩序有明显好转。
在人流中，两个满头大汗的中年人用门板抬来一位老人，急着要上飞机。问及诊断书，小伙子说：“没有诊断书，行行好救救我爸爸吧，他快不行了！”医生上前撩开被子一看，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脸色苍白，瘦骨嶙峋，喘息细微，已处于昏迷状态，瞳孔已开始散大。医生说，老人已不行了，如果上了飞机，到不了目的地，人就会死的，还是抢运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人吧。两个中年人无可奈何地把老人抬到一旁，趴在老人身上大哭起来。
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问：“北京怎么样？”
指挥部安排了大批直升机到交通不便的边远郊区，专门运送受伤的农民兄弟。我曾随机去开平、古冶等地采访。一次，我随乘中国民航806号直升机飞往东北方向。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一圈后，在一个高高的土岗上徐徐降落。土岗下不远处一个不大的村落，房屋已变成一堆堆黄土。村子旁用新土堆起来的几十个坟头。
飞机停稳后，社员们一齐拥向土岗，将重伤员用门板抬入机舱。大多数伤者是骨盆、脊椎砸伤，不能坐立。舱内机务人员把伤员排列好，最大限度载入8人。关好舱门，马达隆隆旋翼飞速旋转，机身垂直拔起。借助舷窗向下看，土岗上又一次卷起黄尘，社员们迎着风沙，仰望着飞机，泪流满面，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本不断高呼口号。我听不见喊什么，不外乎“毛主席万岁!”“感谢亲人解放军!”等口号。
我挤在机舱的尾部的一个角落里，扫视着所有的伤员，发现在邻近的门板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泪水洗面，抽泣不止，我赶忙俯身问他：“哪儿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
“那你哭什么?”
“解放军同志，您能去北京吗？”
“能。”
“您到北京时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捎个话，就说我们唐山农民感谢他老人家，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你的心愿我一定带到北京去。”
“我爱人被砸死了，我的腰椎砸伤了，下肢不能动弹。那是我五岁的儿子，脑袋也受伤了。”他抬手指着一个军人怀里抱着的孩子，孩子头上缠着绷带，眼泪汪汪，紧锁着眉头。
“我们一家人在地底下埋了大半天，多亏了解放军来到村里，才救出我们，要不然全没命了。听说毛主席派飞机来接我们去治伤，很多人都哭了。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这是一个普通农民掏心窝子的话。
强烈地震后的唐山，不论是在机场、矿山，还是街头、路边，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刚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询问：“北京怎么样？”唐山人民始终牵挂着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人民。
扒运尸体的战士们身上长了毒疮
当我8月6日再次返回唐山时，抗震救灾工作已开始步入轨道。
各路救灾大军陆续进入市区，由于道路得到了迅速清理和疏通，大批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开进街市。来自各省、市的医疗队，乘着大卡车，车上插着红十字旗，不时驶过街面，帐篷里、马路旁边成了救死扶伤的场所。食品车、水罐车停在路旁，市民们提着各种容器有序地排着队，解放军战士们用木料和油毡为灾民搭建临时防震棚，以避日晒和风雨；军队大型吊装车辆分布在各主要街道，在废墟上不停地吊起残裂的水泥柱和楼板。
唐山震区附近的230公里铁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经过广大铁路工人和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短短10天的奋力抢修，北京至山海关路段于8月7日下午7时40分修复通车。
人们这时似乎可以松口气了。
不。
又一吞没生灵的猛兽——瘟疫，在不知不觉之中向唐山袭来，将唐山再次推入不亚于大地震的苦痛之中。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唐山出现的疫情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都要可怕。
酷暑。
24万具尸体。
城市生命管线中断。
粪便、污染物堆积，蚊蝇肆虐。
……
人们都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活下来的幸存者和10万救灾大军，很可能被这第二冲击波——瘟疫击垮，使唐山再次陷入绝境。
我再次到市区时，如火的骄阳悬在头顶，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尸臭和焦土味，战士们都戴上了防毒口罩，几乎所有人都用口罩、毛巾堵在鼻子和嘴上。马路旁、废墟上，特别是在那些有人居住的防震棚的四周，遍布着粪便和垃圾，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成群的绿头苍蝇轰起的“嗡嗡”声。
远离市区的机场也受到了瘟疫的严重威胁。机场生活区用席子临时搭起的厕所里，爬满了一层苍蝇，便坑里多是带脓带血的稀屎……黄连素、痢特灵成了紧缺药物。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
中央从全国调集了21个防疫工作队，共1300人开赴灾区，他们身背喷雾器，走街串巷进行消毒，为病员送医送药。军队调来了防化车，缓缓驶在主要街道上，向道路两旁喷洒着雾状消毒药液。机场南头停着四架土黄色的运五飞机，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忙碌着，一架架轮番起飞，低空掠过市区，消毒药液化作迷雾洒向废墟。
24万在高温下极度*的尸体，变成了灾区最大的污染源。挖尸、运尸、埋尸的艰巨重任落到了人民军队的肩上。震后的头几天，部队是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进行挖尸工作的。后来尽管装备了一些防毒器械，许多战士仍未能避开疫病的侵袭，他们从楼板底下已抬不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将死者一只胳膊、一条大腿地往外掏，支离破碎的尸体，淌着黑褐色的血水，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味。很多战士身上长毒疮，顺着疮口流着黄水，拉痢疾，一天跑几十次厕所……为了人民的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战士，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战斗着。
由于防疫工作及时有力，全体军民抵住了瘟疫的袭击，灾区安然度过了灾后的传染病暴发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8月12日，在唐山的采访告一段落，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在空中透过飞机舷窗下的废墟，我仿佛看到了唐山的明天。旧的唐山毁灭了，但唐山人还在，有唐山人和全国的支援，新唐山一定会崛起……
唐山地震：震前准确预测遭冷遇
全国强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长时间调查，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地震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预测。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内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无一人死亡。
六
10
5月
2008
方舟子：神秘的有丝分裂射线
1953年12月18日，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欧文·朗缪尔在通用电器公司发表了一个题为《病态科学》的著名演讲。朗缪尔发明“病态科学”一词用来指科学家一厢情愿地研究一种不存在的自然现象，由于过分强烈的主观愿望而相信虚假的结果。病态科学不同于学术造假，其研究者并没有有意弄虚作假。病态科学也不同于伪科学，其研究者往往是专业的甚至著名的科学家，至少在形式上是遵循科学方法的，而伪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未受过专业训练，压根儿就不认可科学方法。
朗缪尔在演讲中指出，病态科学研究会一度引来大量的关注，通常会有数百篇有关的论文发表，其研究热潮有时能持续十几二十年，然后逐渐消失。朗缪尔举了科学史上几个病态科学的例子，其中较典型的是有关有丝分裂射线的研究。
1923年，俄罗斯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古维兹认为生物细胞分裂时，会发出一种极其微弱的射线，他称之为“有丝分裂射线”。让他提出这个观点的实验是这么做的：把一个洋葱根A放在玻璃管中生长，然后用另一个生长中的洋葱根B的根尖垂直对准A的根尖，二者相距0.5～12厘米，经过10秒钟至60分钟之后，对A进行解剖，并计算细胞核的数目。他发现，A根中靠近B的那部分，分裂中的细胞的数量要比远离B的部分多出约25%。他认为这是由于细胞分裂时能发射出一种射线，能刺激其他细胞的分裂。如果在A和B之间放置玻璃，则观察不到这种现象，而放置石英则能观察到，也就是说，石英不能过滤掉有丝分裂射线，但是玻璃可以。
古维兹后来用酵母菌和细菌代替洋葱根做实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消息传开后，各国科学家纷纷重复该实验。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细胞在分裂时都被发现能发出有丝分裂射线。还有人发现，健康儿童的血液能发出有丝分裂射线，但是患维生素D缺乏症的儿童就不行。有丝分裂射线被认为是一种紫外线，波长为1800～2500埃，辐射强度极其微弱，据估计每秒每平方厘米只有100～1000个光子。
但是，在试图重复古维兹实验的人中，约有一半的人没能发现有此现象，它是否真的存在，就令人怀疑了。既然有丝分裂射线是一种紫外线，那就应该可以用物理方法直接检测到，例如能让照相底片感光。该现象的支持者声称他们的确用底片检测到该射线，但是那上面的信号和底片原有的颗粒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区别，据说这是由于有丝分裂射线太弱了，所以难以让底片感光。那就延长曝光时间吧。根据估计的有丝分裂射线强度，曝光100个小时就应该很容易在底片上检测到，然而，用超敏感的底片曝光几个月后，仍然不能明显地检测出有丝分裂射线。而且，根据估计的有丝分裂射线的强度，光电管应该很容易就检测到它。但是用光电管做的检测实验同样失败了。
到1935年，研究有丝分裂射线的论文已多达约500篇。这一年，《美国光学学会杂志》发表的一篇综述指出，这些论文的大多数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相互矛盾的，要想证明有丝分裂射线的确存在，需要有更令人信服的证据。
自那以后，西方国家学术界就没人研究有丝分裂射线了。但是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仍有人研究。1960年，苏联也有科学家发表综述，认为有丝分裂射线的存在已被完全否定，应该终止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直到1966年，苏联期刊上还有论文声称青蛙、兔子和猫的心肌都能发射出有丝分裂射线。不过这最后的论文是古维兹的女儿发表的。
朗缪尔归纳出病态科学的一些特征，其中有的与有丝分裂射线研究很吻合。在病态科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声称他们观察到的现象，是由一种强度微弱到几乎难以检测的因素引起的，而且因素的强度与结果无关，即增加因素的强度并不会让结果变得更显著。在有丝分裂射线的研究中，其支持者也承认该射线的强度微弱到难以检测，而且不管是用1根洋葱根还是用10根洋葱根当作用物，不管作用物与作用对象的距离是近是远，观察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多用几根洋葱根或放得更近就让结果变得更显著一些。
病态科学的研究者常常会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理论来解释他们声称观察到的不寻常的现象。例如，古维兹认为，某种未知的共振现象产生了细胞分裂，因此细胞分裂过程中会伴随着发射出射线，而他的实验即是在证明这个理论。病态科学的研究者在遭到批评时，会立即拿出种种开脱的借口。但是批评者总是无法重复出实验结果，只有支持者才能获得结果。在某种病态科学研究最热门的时候，批评者和支持者的人数差不多相等，之后对其研究逐渐消失，被人遗忘。
但是有的病态科学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即使在被国际科学家抛弃之后，仍然会在学术界之外，或在某一国的科学界顽强地苟延残喘。在现在，国外仍有一些推销“生物能量疗法”之类的伪科学疗法的人还在引用古维兹对有丝分裂射线的研究。而直到最近，中国仍有不少科研人员在研究生物的 “超微弱发光”，他们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而且在论文中以古维兹为祖师爷，声称“其研究不仅对生命科学领域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在农业、医学、食品和环境科学等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方舟子：留美学者，生物化学博士)
六
10
5月
2008
科学家强调改良土壤是解决粮荒之本
新华网华盛顿５月１０日电 据此间媒体９日报道，科学家强调，解决粮荒最根本的办法是改良土壤。
据报道，专家认为，尽管目前出现的粮食问题大部分由市场投机和囤积行为导致，但土壤恶化和农作物病虫害也是重要的原因。
六
10
5月
2008
科学家强调改良土壤是解决粮荒之本
新华网华盛顿５月１０日电 据此间媒体９日报道，科学家强调，解决粮荒最根本的办法是改良土壤。
据报道，专家认为，尽管目前出现的粮食问题大部分由市场投机和囤积行为导致，但土壤恶化和农作物病虫害也是重要的原因。
五
09
5月
2008
奴才的悲剧——和珅栽在嘉庆手中的三大致命死穴
前段时间清宫剧充斥荧屏，而涉及最多的要算和珅和乾隆皇帝等人了。在荧屏之上和珅大都被描绘成一个只会阿谀奉承、贪污贿赂的小人。历史上的和珅是否真的如此？乾隆帝为何宠信和珅，和绅又是如何召来杀身之祸呢？
据历史记载，和绅，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是满洲正红旗人。和绅的父亲曾经做过福建副都统一类的小官。为了让儿子们将来能够有出头之日，和珅从小受到了极为严格的教育。对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等文字都有研究。和珅其实并不是像电视剧里描绘得那样不学无术，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其实极其聪明果断，记忆力惊人、而且多才多艺，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据说在和珅还是侍卫的时候，有一次乾隆皇帝背诵《论语》，突然背不下去了。正在乾隆冥思苦想的时候，在身边侍卫的和珅居然脱口说出了下文。从此，乾隆开始对这个侍卫另眼相看。野史小说中之所以喜欢把和珅描写成不学无术的样子，也许是于和珅的出身违背了一般科举出身的正途有关。和珅早年也曾经参加过顺天府的乡试，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考中。后来，和珅便没有再考，而是到乾隆御前作了一名三等侍卫。凭着自己满腹的才华和善于察言观色的能力，和珅很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恩宠。不久就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此后，和珅的官职一升再升，从为御前侍卫，到蓝旗副都统。再到户部左侍郎、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不到一年的时间，和珅便从一名地位低微的的侍卫升到了位高权重的军机大臣。
和珅的官运之所以能够如此亨通，关键就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宠信。和珅在朝为官二十几年，可算是为人臣子的经典。和珅很会揣摩乾隆皇帝的心意。乾隆帝喜欢书画，和珅就下功夫练习书画，并取得了极高的造诣。乾隆帝喜欢别人奉承，和珅就每天在乾隆面前说好话。当然和珅也绝非平庸之辈，他出色的才能也是他能够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的最根本的基础。
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派人到云南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先后派去几个人都没有办好，后来和珅自告奋勇去查办此案。和珅经过精心的策划，到达云南之后没有现身，而是先在暗中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证据，最后终于迫使死不认罪的李侍尧交待了自己的罪行。顺利完成任务，和珅回京后，还通过自己在云南的所见所闻给乾隆上了一些治理云南的建议。此外，和珅还通过和乾隆皇帝结为亲家等手段，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六岁的时候就被乾隆指定为额附。儿子与公主结亲之后，和珅更加不可一世，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成为乾隆面前最得宠的大臣，以至于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候，称其为“中国的二皇帝”。
和珅仗着乾隆皇帝的宠信，大肆的搜刮民脂，收受贿赂。他不仅通过自己控制的崇文门税关大肆的勒索官商的钱财。还通过各种其他的搜刮金银财宝，古董字画。很快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据说后来和珅被抄家时，从加了抄出了黄金三万多两，银元宝二百多万两，良田壹千二百多顷，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珍珠、宝石、房产，以及散播在穿过各处的当铺银号，总价值达到了八亿多两。是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十几倍。
和珅在大肆搜刮的同事，还利用各种手段打击朝中的正直大臣。以至于结下了很多冤家对头。和珅权势高的时候，就连身为皇子的嘉庆都要请和珅替他办事。嘉庆元年，乾隆皇帝为了不让自己的在位时间超过圣祖康熙。就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自己当起太上皇。嘉庆继位之初，根本没有什么实权，朝中的重大事务仍然处于乾隆的控制之下，所以，嘉庆也没有自己深切厌恶的和珅表现出什么。有时候有些大臣上书弹劾和珅，嘉庆还故意说：“我还准备让和珅帮我治理国家呢!”嘉庆向太上皇奏报的一些军国大事，也经常让和珅去转奏，以此表示信任。
但是，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在养心殿去世。嘉庆帝琰得以真正亲政。嘉庆在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采取断然措施除掉了权势遮天的和珅。为了不引起大的政局波动，嘉庆皇帝采取了突然出击的策略，他先是让和珅的死党军机大臣福长安到为乾隆守灵，割断了和珅同党羽之间的联系通道。接着利用正月初五，给事中王念孙上疏弹劾和珅的机会，突然出击，将和珅革职，逮捕入狱。然后，立刻派人对和珅进行查办，列出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原想将将和珅凌迟处死，后来因为公主求情，改为赐其在狱中自裁。和珅死后，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在河北蓟州草草埋葬了和珅。
就这样显赫一生的和珅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毁在刚刚即位的嘉庆手中。
嘉庆帝为什么非得除掉和珅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和珅权高镇主。且不说嘉庆皇帝在继位之前，在和珅面前要怎么的低声下气。嘉庆在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因为摄于太上皇的威严，还不得不要处处受和珅的气。据说，嘉庆继位那年，他的老师朱桂升任为大学士。嘉庆亲自具表祝贺老师的升迁。就这么一件事，和珅居然还向乾隆告状，说嘉庆笼络人心。惹得嘉庆在乾隆面前受了一顿训斥。和珅“权高震主”，自己与不知道收敛，从而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他不仅大肆的积累家财，还模仿皇帝的建制修建房屋、陵墓，培养自己的党羽。从而使嘉庆觉得和珅的势力如果发展下去，说不定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嘉庆四年，嘉庆曾在张诚基的奏折上批示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由此可见，嘉庆杀和珅主要是因他权力太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
还有人认为嘉庆杀掉和珅是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也就是世人传言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初年，清朝已开始陷入严重的问题之中，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吏治*，官民矛盾尖锐。各地人民起义不断，几乎到了“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程度。嘉庆为了缓和日益严峻的各种矛盾。只有拿贪污最为严重地和珅下手。因为民间都认为是和珅贪暴，才激起这么多民变。嘉庆帝自己也说：“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所以，嘉庆觉得不杀和珅，难以谢天下。 从查抄的和珅的家产的可以看出，和绅的家财是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其中有藏金32000多两，地窖藏银200余万两，取租地1266顷，其他还有取租房屋1001间半、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达到了8亿多两。当时清政府财政年总收入才7000万两。巨大的财富使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和珅在各地都建有豪宅，在北京海淀还建有淑春园。他的生活锦衣玉食，简直比皇帝还风光，他在河北蓟州修建的巨大坟墓，比皇帝的陵墓还豪华。种种这些都是从小就受够了和珅的气的嘉庆皇帝所难以容忍的。所以他一旦掌握了实权，就迫不及待的除掉了和珅。
和珅的死可以说是盛极而衰，在乾隆时期，和珅的权势遮天。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一旦得到了权势，就不知道收敛，而是过分招摇，结果招致储君的厌恶。最终惹来杀身之祸。“夜色明如水，嗟尔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室暗难挨算，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累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辜负九重仁。” 这是和珅在临终前写下的一首绝笔诗，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难道和珅真的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招致杀身之祸吗？没有，和珅到临死都认为是自己的才华惹来了杀身之祸。和珅也许确实有才，但是他的才华都用到了玩弄权术、收敛钱财之上。如此说来，因才而惹来杀身之祸似乎也说得通了。
五
09
5月
2008
南唐后主李煜的爷爷是什么人
近日看史书，被唐末五代史吸引，看到有关南唐的历史时，俺更加兴奋，蔡明可能会问，那是为什么呢？其实，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列位看官都是二般人，就告诉你们，千万不要让蔡明知道。因为这段历史中，有许多皇帝是俺老乡，许多事都发生在俺老家，俺能没有兴趣吗？蔡明可能会急着问，你老家是哪？嘿嘿，俺就不告诉她，往下看便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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